敘述記憶是件難事。記憶是一個整體，敘述的時候必須選擇將它一片片的切下，即使是一塊肉、一棵菜，切下來後便再也拼不完整了，就算拼湊起來了，也只算是死的標本，生命已蕩然。何況記憶大部分的時候更像一陣風，來無影去無蹤的，要想將風片切下來，豈不完全是一場徒勞嗎？但既是記憶，還是要「記」的。日前因我一本小書「同學少年」的出版，很多人見到我便跟我談起童年往事起來，四周笑聲不斷，可見童年或少年，還是人生最快樂的時光。我最初的台灣經驗其實並不是始自宜蘭，但我從小學到初中高中幾乎全在宜蘭的一個小鎮渡過，要喚回我最多與最初的記憶，不論是痛苦的、愉快的，或者既沒痛苦也沒愉快，已朦朦朧朧變成迷糊的一片了的，那便是多數事物在記憶中的樣貌，那些事的發生地都是以宜蘭為主。

宜蘭縣其實是由群山所隔的一個三角平原，「孤懸」在台灣島的東北角。宜蘭縣在台北的東南面，距離台北並不很遠，坐火車一趟，就算以前的火車走得慢，也只不過四個小時的樣子。但我小時候在宜蘭，覺得到台北極其遙遠，彷彿到一次台北，有上一次天堂的感覺，那種遙遠不見得是地理上的距離，而是心理層面的事。

我們一家隨姐夫的軍隊從四九年「撤退」到台灣，在到台灣之前，我們還在海南島停過一個多月，那時的海南島到底是什麼模樣，現在已記不太清楚了。只記得從海口登船的時候，必須搭小船到外海換大船，軍事術語叫它做「換乘」，乘要讀成去聲。換乘時必須由大船邊的繩梯攀爬上船，繩梯很不好攀，加上搖晃，一不小心就會落海，很小的小孩沒有力氣攀的，都是由大人「拋」上大船，上面的人沒接好，掉回小船一定受傷，萬一不幸掉到海裡，就很難再撈起來了，所幸我們這條船除了損失幾件行李，沒有人落海。我們從海南島經過金門再到台灣，旅途充滿不確定感，常常有預料之外的事發生，可說是諸苦備嘗。但吃苦與擔憂是大人的事，小孩只覺得好玩，不斷調換的人物風景，像站在萬花鏡前面，讓人目眩神迷，我們那一代人的童年特別漫長。

我們剛到台灣，曾在上岸的基隆待過幾天，就「住」在基隆火車站的月台上，同屬軍眷的一位婦人，就在火車站月台生下她的第一個小孩，是個男孩，大家幫她用白布與床單遮著。我聽到小孩初次啼哭的聲音從布幕後面傳出來，感覺很近，又像很遙遠，有點像貓叫，只是更急切些。更遠有各式輪船的氣笛聲，聲音有高有低，長長短短、斷斷續續的從潮濕又有鹹味的海風中傳過來。

幾天後我們被遷往中壢的平鎮（用被動的語氣是指所有的遷徙都不是自主的），那裡屬於桃園縣，我們在那兒的鄉下住了大約不到半年。平鎮有個南勢國校，所有人全住在學校的禮堂裡，沒有隔間，行李箱子上搭著簡陋的床板，像住在輪船大統舖一樣。我們白天四處遊蕩，晚上上來睡覺，蚊子多，每「戶」搭起大大小小五顏六色的蚊帳，零亂得很。中餐晚餐是由伙食團供應，菜與飯都「打」到大統舖上解決，大人小孩，吵成一團，當時好像沒有早飯供應。

伙食團的廚房是露天的，就在禮堂邊上，主持廚政的是軍隊的兵，大家都叫他們伙夫，伙夫雖然穿軍服但都邋遢得不了。廚房每天煮便宜的包心菜，菜梆子菜葉菜心一起煮，像把白紙煮成爛糊，裡面一點油都沒有，難吃得要死。有一次不知什麼原因說要打牙祭，伙夫捉來十幾二十隻雞，拿刀在每隻雞脖子一抹就丟在地上，讓牠們又跳又蹦的在火灶旁邊的空地流光了血而死，最後淋上滾水再拔毛，動作都噁心極了。飯裡面有米蟲，米蟲長得跟米飯一模一樣，只比我們吃的在來米要白些，而且頭部有一個小黑點，大人狠命扒飯，都看不太出來，聰明的小孩會把它挑出來，但怕挨罵不敢讓大人知道，有的大人會說吃米蟲有什麼關係，米蟲也是吃米的呀。三姐與我還進入南勢國校讀了幾個月書，最後三姐竟拿到這所國校的小學畢業證書。

後來我們就被遷到東部的宜蘭縣，當然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到宜蘭後，還在幾個不同地點「浪跡」過。首先我們住在一個叫做五結的鄉下，我也糊里糊塗的在五結國校讀了幾個月的書。我們在五結的時候與其他軍眷分散，借住在一戶農民的家裡，聽不太到「外面」的消息，住久了後，我們也逐漸融入了農家的生活。母親學著屋子的主人養雞，房子四周是竹林，連籬笆都是矮竹子，竹林裡有很多蟲可吃，就不太需要餵食。夏天要下雨前，天上飛滿了蜻蜓，蜻蜓飛累了會停在竹葉上，只要一伸手就可以捉住，我們小孩把抓到蜻蜓的翅膀扯斷，丟在地上餵雞，不久我們家的母雞孵出一窩小雞來，毛絨絨的黃色小雞十分可愛。後來家裡又養了鵝，聽說要把鵝養好，必須把給牠們吃的菜或青草高高吊起，這樣鵝就會不斷長高。當時有一種專門拿來餵鵝的菜，閩南話叫它「鵝仔菜」，田裡到處都是，長得很快，後來我才知道這道菜在「詩經」裡就有了，「詩經」叫它「莪」，就是「蓼蓼者莪，非莪伊蒿」中的莪，我們祖宗早就吃了，根本不是專門給鵝吃的菜。家裡養著雞與鵝，便有安定下來的感覺，這是我們一直所欠缺的，我們家已經連續奔波了兩三年了，我雖然還小，也能體會顛簸之苦，大人勢必更渴望歇息，五結不是我們的故鄉，但卻給了我們故鄉沒能給我們的安寧與穩定。

有一天下午打雷，突然下起大雨了，我從院子奔回屋子，當時我穿著木屐，在屋簷的地方，沒注意我們家的一窩小雞由母雞帶著也在那兒躲雨，我跑得太快了，木屐踩傷了一隻小雞。母親看見了，因心疼的緣故對著我大罵，不准我走進屋內，說要是小雞死了我一定會遭到天打雷劈，我當時十分恐懼，小雞命在旦夕，而我也在母親的咒詛中喪失了自信。我把小雞放在手中，牠不斷抽搐，我祈禱牠不要死，但牠慢慢變冷，最後還是死了，這時一個雷真的劈了下來，令我目眩的電光後是一連串震耳欲聾的聲響，我想我一定得死了，我等了很久，結果發現我並沒有死。

不久我們被通知與其他人一起搬到羅東鎮邊緣一個像軍營的地方住下來，又恢復了集體生活，但與以前不同的是，每家都獨自開伙，也有自己家的門戶了。這是軍隊眷屬居住的地方，簡稱叫眷區，眷區取了個好名字，叫做「康定新村」，早年人人夢寐回到大陸，街道建築都喜歡取大陸地名為名，康定是當時還有的一個省份西康的省會，我們在那裡是不是安「康」不知道，但從此也許可以「定」居下來了，感覺那名字取得好。不過大多數人還只認為台灣是我們暫時的歇腳之處，沒有人以為會真正長期的定居下來。我記得一九五一年的秋天，我跟眷區的一個比我年長的同伴逛街，走到羅東公園的民權街口，面對公園有一幢很大的建築正在施工，原來是正在興建中的蘭陽大戲院。我的同伴告訴我，我們不可能到裡面看電影的啦，我問他為什麼，他說因為等戲院建好，我們早已反攻大陸了，我當時也以為他說的有理。那位同伴長大後考上陸軍官校，成為優秀軍官，退伍後一直住在羅東。

眷區的房子簡陋，最早是茅草做頂，牆是竹蔑片塗上泥巴，外頭再刷上一層石灰，建材都是破爛不堪的東西，頂不過偶爾發生的大火與常常來的颱風。後面幾年間屢毀屢建，慢慢的有磚有瓦了，終於形成一個穩固的聚落、獨特的生態，也自成一個彷彿與外面不太相涉的世界，我住在那裡完成我的小學到中學的教育。

後來溪對岸逐漸繁榮起來，房子慢慢蓋多了，大家都把汙水排進溪裡，溪便不再美麗。一個大家叫他王排長的，退伍了住在村子裡，嗓門有名的大，喝了酒喜歡扯著嗓子唱京戲，有太太有兒子，一天被發現淹死在小溪裡。照說屍體會順水流到下游水閘那邊才對，但也許被溪裡的荇草所絆，屍體就停在洗衣的不遠處「不肯」走遠，大家說他生命已了而心事未了，等人跟他結伴成行，說得活靈活現。那段溪水，以後就沒人敢在那兒洗衣了，更沒人敢在那兒下水游泳，隔了將近一兩年，才慢慢恢復常態。有人說王排長是不小心跌進去的，也有人說是久病厭世自殺。

羅東比五結離海要遠，但到了晚上萬籟俱寂，尤其當午夜夢回，也能聽得到八九公里之外海浪拍打沙岸的聲音，那是亙古以來就有的，像人的心跳，平時不容易查覺，仔細的話總聽得到。如果用世界的標準來看，羅東是個小地方，但在宜蘭縣來說，那裡並不算小，它曾是縣裡面最繁華的地區，在日據時代，那裡是太平山林區的林木集散地，太平山出產日本人建築最喜歡用的檜木，當然二次大戰後，檜木已被砍伐殆盡，木業帶來的榮景已消失大半，但「餘氣」尚在，鎮上還有許多歡場如酒家茶室，還有一些鋸木廠與貯木池，見證它曾有過的輝煌。

從我們住的地方沿著溪往下游走不遠，左轉經過一座橋就是小鎮的中正街，往北走沒多遠再轉向一個巷子，有幢底層是磚起的樓上是魚鱗板的大房子，當時地方的人都叫它「羅東會館」，據說在日據時代，就是一個聲色犬馬盛極一時的地方，我讀中學的時候，這會館的盛名仍在。在這會館以西不遠處有許多矮房子，裡面很多是藏污納垢的，有的名字是茶室而其實是小孩不宜進去的地方。我上中學之後，這裡幾乎是我上學必經之處，我對其間的巷弄很是熟悉。一個同學說，在羅東會館附近騎樓下有一家賣魷魚的攤子，他們賣的魷魚最好吃，魷魚是乾貨，必須事先把它泡在水中「發」好，太硬咬不動、太軟沒了嚼勁，只有他們家泡得恰好，吃的時候放在滾水中一汆就好了，切開來趁著熱，配著嫩薑及沾醬吃，好吃得不得了。可惜直到我讀完高中，那間曾經盛極一時的會館都歇業了，我還沒吃過一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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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鎮的邊緣，尤其是火車站附近還留有許多的貯木池，那也是日據時代留下的遺跡，但是直到我讀高中時仍沒有完全廢棄，裡面還是貯放著大塊的林木，小鎮北方一個叫竹林的小火車總站，旁邊像這樣的貯木池更多，小火車原是用來運輸原木的。大型貯木池常常由鐵索相聯的原木區隔，形成幾個區塊，裡面飄浮著各式不同的木頭，區塊裡的木頭沒有鐵索固定，人踩在上面會不規則的滾動，一不小心就會落水，人一落水，四周的原木飄過來，堵住水面，除非了解水性，要想掙脫游出來就困難了，一些小孩因此淹死。在有鐵索相連的木頭上就比較安全，因為木頭被固定住了，但木頭還是會隨水搖動的，站在上面像在船上一樣，那裡的風也比較大，很涼快，我們小時常到這些大木上垂釣。貯木池裡的水是死水，裡面的魚很髒，釣出的魚不能吃，來此垂釣，純粹是好玩。

從羅東到台北，以今天里程數而言，可以說不遠，但當年的交通建設不如今天發達，宜蘭與台北之間有一群連綿的山脈阻隔著，這些山脈的主脈叫做雪山，不論坐火車坐汽車，都要耗費許多精神。如果從台北到宜蘭，火車過了八堵，縱貫鐵路繼續朝東走，下一站就到了基隆，那是台灣最北的大港。過了八堵轉彎向南，走不久就有許多山洞在等著火車穿越了。那些山洞有的長有的短，往往出了山洞就是深谷，深谷中溪澗湍急，鐵路又彎曲，坐在上面很覺驚險。從台北縣的福隆站到宜蘭縣的石城站之間，有一座據稱是台灣最長的鐵路山洞，可能有六、七公里長，當時火車走得慢，走一次要五分鐘以上，拉火車的是燃煤的蒸氣車頭，一邊走一邊冒濃煙，走在山洞裡，煙排不出去，就全部灌進車廂，把乘客弄得狼狽不堪。當時乘這段車程的旅客，是絕對不敢穿白色衣服的。

公路就更為驚險，有段路叫做九彎十八拐，路彎不說，坡度又陡，一不留神就出車禍，所以走這條路的大卡車，駕駛座的右側一定要有副駕駛，他的唯一責任是朝窗外投擲冥紙，祈求路上冤死的「好兄弟」放過他們。陰曆七月鬼節一到，這路幾乎更沒有人敢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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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的台灣人喜歡把宜蘭、花蓮、台東三個縣稱做「後山」，表示是隔絕在群山的後方，那裡交通不便、人口也少，資訊更少，一樣說閩南話，但有特殊又可笑的口音，那裡的人因此也「土」得不得了。台灣又多颱風，十個颱風總有九個選擇後山做登陸地，橫掃陵夷，肆無忌憚，可見這是個地不靈人不傑，就連天也根本不眷顧不疼惜的地方。

生活其間，也有許多起伏波折，四周雖小，屬於心理上的活動樣樣似不缺乏，包括健康與疾病，愛戀與失戀、快樂與痛苦，每樣都有，只有資訊比較缺乏，台北人一早可讀的報紙，這裡要到快中午才讀得到，很多新聞傳到宜蘭已成了舊聞。這裡寧靜而有田園風，是一個怡養的好地方，但卻不適合成長。我讀高中的時候，一整個縣，除了一所農校外只有四所中學，而這四所中學還是以收初中生為主，家裡有孩子讀高中，便顯得高人一等的樣子，整個縣沒有比中學更高的學校了。

而即使以宜蘭縣來說，我到過的地方也不算多，我其實是「困居」在宜蘭縣更小的一個角落，十幾年也沒出過什麼遠門。高中時一次在書上讀到德國最偉大的哲學家康德一生只住在一個小鎮上，並沒有到過什麼通都大邑，也沒看過什麼名山大川，但他的「三大批判」震古爍今，還有哲學家斯賓諾莎原以磨鏡為業，似乎終身未出阿姆斯特丹城。這些名人故實，都曾砥礪過自己，所居雖小，如窮覽典籍，也不至坐井觀天，心想就把宜蘭當成安身立命之所在，曾以為自己會終老於斯。

後來我讀大學，就到外面來了，至於世界，日後也到過一些地方，經歷過一些說起來也像所謂的奇聞異事，但直到今日，不要說是康德、斯賓諾莎，就是一個一般的學者的「見識」也自認為沒有達到，才知道大與小、長與短，其實只是個抽象的對比觀念，是沒辦法用來衡量所有事物的價值的。不僅如此，回顧往事，有時覺得甚至連記憶都像一陣風的難以把握。要想把如風的往事片切下來，則更顯得徒勞。

閱讀讓人超越局限。

生活在小地方，如果能窮覽典籍，也可以使人放寬眼界，所謂「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但窮覽典籍需要有藏書，不幸當年我居住的小鎮，根本沒有圖書館。西元五零年代中期，我就讀的縣立中學，美其名有圖書館，然而收藏不豐不說，管理也不善，同學之間，幾乎從沒興起到圖書館借書的念頭。那時能滿足我知識欲求的是讀報，以及到鎮上的一兩家書店去看書。

在我讀初高中之際，羅東有兩家比較有「規模」的書店，一家叫羅東書店，一家叫新生書店，兩家書店以賣書為主，兼賣各式文具。照理說在兩條街相交會的新生書店生意會比較好些，但卻不知什麼原因，到我讀高中的時候它就悄悄關門了。我讀高中以後，鎮上只剩一家羅東書店，在第一銀行對街，那裡比新生書店要接近市中心一些，人潮也多一點，但人多不見得會進門買書，對於書店的生意，好像幫助並不大。

經營羅東書店的是一個瘦個子的廣東人，我已忘了他姓什麼，談起他大家都叫他書店老闆。在我記憶中，他上身老是穿著白襯衫或敞領的白香港衫，下身搭配著黑西裝褲，說話慢條斯理的，有老派人的規矩，據說他在大陸讀過大學，很有些文化底子。書店的兩面牆上是頂著天的書架，架上排滿了書籍，一邊是玻璃廚櫃，裡面一排排放著各式漂亮的鋼筆，廚櫃上，放著新出版的雜誌，任人翻閱。廚櫃後面的那面牆上，是一片更高的玻璃櫃子，裡面陳列著獎杯獎牌與地球儀之類的東西。老闆還擅長書法，所以書店也賣些喜幛壽屏等的東西，顧客選定了後老闆可以為你題寫賀詞，譬如「松鶴延年」、「珠聯璧合」等的，每當小鎮辦運動會，獎旗獎牌上的「強身強國」、「積健為雄」也多是他的字。

玻璃廚櫃與對面高書架之間，有兩塊平躺的木板，上面放著封面朝上的比較通俗又暢銷的書，新出版的言情小說佔大宗，也有些教人書信的「尺牘」及天文曆象之類的出版物。我讀高中的時候，瓊瑤開始流行，還有一個名叫金杏枝的，也不知道他是男是女，他們的書都像磚頭般的厚。瓊瑤的書都有個很有詩意又女性化的書名，譬如《翦翦風》、《寒煙翠》、《六個夢》、《月朦朧鳥朦朧》之類的，金杏枝的書名也很複雜，譬如叫《一樹梨花壓海棠》、《籃球．情人．夢》等，初看有些彆扭，看久便也習慣了。那些書很吸引女性讀者，封面也很花稍，紅紅綠綠的為書店增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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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到書店看書，在店後方老闆辦公桌旁邊的地上看到一個籃子，裡面有一隻小黑狗，因為太黑了，幾乎看不清牠的眼睛到底在哪裡，牠不時愉快的叫著，引得很多人去逗牠摸牠，我也伸手去摸了摸，牠還用牠濕濕的舌頭舔了我一下。想不到第二天我再到書店，聽到一個也是廣東人的書店伙計，跟書店老闆討論狗肉的烹煮方式，原來那隻小狗昨晚已被他們吃進肚裡了。我無法克制我對老闆的嫌惡，甚至於對所有廣東人的厭棄，我知道廣東人是吃狗的，很長一段時間我沒再進那家書店。但羅東太小了，為了新知與靈魂上的需求，我後來又不得不進去。

書店老闆除了吃狗肉不可原諒外，其他方面似乎還好，他很少說話，但待人和善，最大的好處是他允許我們隨意翻閱他玻璃櫃上剛運來的新雜誌，從來沒有干涉過。雜誌中有香港美國新聞處出版的《今日世界》、卜少夫編的《新聞天地》、雷震編的《自由中國》，更早時還有張其昀辦的《中國一周》，不知道誰編的專門報導內幕消息的《紐司》等。到我讀高中的時候，雜誌業似乎發展蓬勃，出版品越發多了起來，介紹科學新知的有中國石油公司出版的《拾穗》，台灣鐵路局出版的帶有濃厚文藝腔的《暢流》，還有《野風》、《文壇》、《作品》、《自由談》等的刊物，後來又有夏濟安與吳魯芹編的《文學雜誌》及《現代文學》。有一段時候，書店還賣香港進口的雜誌，除了前面說的《今日世界》與《新聞天地》外，尚有《民主評論》與《人生》等的。那時候一位名叫張國興的先生事業有成，在香港辦了家亞洲出版社，出了很多好書，他們還辦了本《亞洲畫報》，印刷精美之外，這本雜誌竟還辦過水準很高的小說的徵文比賽，一度盛況空前。那些雜誌我都是先在書店看的，有些好文章來不及看，就記得是哪本刊物，我讀高中後，學校的圖書館漸上軌道，便到圖書館的期刊室去看完。我好像沒有在書店買過雜誌，但我幾乎看過他們廚櫃上所有的展示品，而且一期不漏，老闆從不小氣，從未阻止我們「白看」，這使得我對他的觀念慢慢變好。

最吸引我的是擺在進書店左手邊較內側書架上的書了，當時台北有家新興書局，出了許多漢譯世界名著，都是白底封面，書名是黑底反白字，書名框框的邊故意弄的不規則的鋸齒狀，他們出的書，不論厚薄，都一個式樣，但部部有份量，洋洋大觀，不可小覷。我就在書店，幾乎全用站姿看完了他們陳列的書，其中包括托爾斯泰的三部大堆頭的小說《安娜．卡列尼娜》、《戰爭與和平》、《復活》，屠克涅夫的《父與子》、《初戀》，法國文學家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朵夫》、《巴爾札克傳》與《貝多芬傳》，當然還有英國小說家珍奧斯丁的《傲慢與偏見》，勃朗蒂的《簡愛》，狄更斯的《雙城記》、《雙雄義死錄》，德國當代作家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與《凱旋門》等。這些書絕大多數是在書店看完的，很少一部分是在書店看了前半部，再從學校圖書館借出來看完，但這麼多書在架上一式排開，規模與陣容都令我驚訝，讓我打開了世界文學的眼界，確實是從這家書店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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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書店看書要遵守一定的規矩，首先要自愛，不要阻礙書店做生意，不可「霸」著位子，看書不可折頁，要讓整本書看完仍能保持新書的樣子，這本事很難，但不時鍛鍊，也可以做到。還有個心理因素要克服，就是明明買不起，卻也不要讓人覺得自己在「白」看他們的書，所以看同樣一本書的時間不能拖久，當然最好也不要站在同一位置看。看「正書」之前，要裝模作樣先翻翻其他雜誌，再翻翻其他暢銷書，最後把自己想要的書抽出看上幾頁，走的時候，再摸摸其他的書，一副無辜的樣子，這樣幾周下來，神不知鬼不覺，就可以看完一本世界名著了。

有時還要養成同時能看兩三部書的本事，不要老抱著一本書不放，這就更像在隨意翻閱的樣子了。然而這樣忽冷忽熱、一下高潮一下低潮，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人物雜湊在一塊，把閱讀的線條弄得亂七八糟的，讀起來不很舒服，至少不很暢快，但這些偽裝是權宜之計，是不得已的。

有一天，我在書店碰上我的一個同學，他急急忙忙的找老闆買了一本當期的《今日世界》，原來他正熱衷於玩這本周刊後面的「填字遊戲」，只要填對了寄到香港總社，就有機會得獎。他一買來就翻到後頁，旋開鋼筆當場填寫起來，他搖頭晃腦一會兒橫一會兒直的填著，有時會問老闆填得對不對，他已經跟老闆混得很熟了，老闆常會幫助他。遇到有一題，提示上說是英國小說家查爾斯．狄更斯的一本小說的中文譯名，我的同學看老闆，老闆笑著要他問我，說：「你這位同學上個月在我店裡已經整本的把它看完了呀！」我十分驚恐，只好問我同學書名是幾個字的，他說一共是五個字的，而且第四個字好像是「生」字，我說是《塊肉餘生錄》嗎，同學頓了一下大叫對了，匆匆填上後千恩萬謝的跑開，他必須立刻趕到郵局把填字遊戲寄出，否則就遲了。我那時尷尬得不得了，書店只剩下我與老闆，我必須獨自面對老闆詭譎的笑容，我長期以來費心的偽裝，事實上早被老闆拆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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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大學之後偶爾回鄉，常常第一件事是到那家書店去「重溫舊夢」，瓊瑤與金杏枝仍在，只不過曾餵飽我心中饑渴的漢譯世界名著已越來越少了。老闆與我很熟，會問我台北的消息，有一次我問老闆，書店的書怎麼越來越少了呢？那一次，老闆顯出了老態，精神有點渙散，他說那些書有的進貨了十年也沒法賣出，羅東天氣潮，那時的書是用鐵絲穿訂的，放上幾年，鐵絲生鏽斷了，書都散了，或者書頁沾著鐵鏽的黃漬，就都賣不出去了。

我讀大學時，因為家教及其他機會，偶爾會有一筆收入，生活雖仍艱困，比起高中以前，算是餘裕了些。我覺得自己對不起這家書店，它在我人生最困頓的時候，曾免費提供支援，讓我發現有更大的世界可以探索，鼓勵我生存的勇氣，因此我每次回鄉，有機會就到書店去買幾本書回來，算是對這位恩人的些許報償，我買的書大部分是已快絕版的漢譯世界名著，儘管那些書我早已看過。再過了幾年，那些我習慣看的書已經沒有在賣了，書店的書大部分都成了學生的參考書。當時台灣的學校流行補習，需要用很多輔導課業的參考書，那些出版品的銷路很好，但有個缺點，就是當一家書店禁不起利誘賣起參考書，就沒法恢復以前的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