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8月30日──18歲殺手是誰害了他？
18歲殺手廖國豪投案，說「台灣的教育害了我！」震撼全國。從「古椎」到冷面殺手，是誰害了他？人有無自主能力？或只是環境的產物？家庭、學校教育、社會教育與自己誰該負責任？只管分數、升學的唯一價值，扭曲了教育的本質，是不是亂源？最後引一段發人深思的故事做為結尾(摘自《假如這是一個人》)，敘述猶太裔作者於奧斯維茲集中營僅靠著一絲關懷，讓他記得自己還是一個人，看到生命的價值而存活。
台中翁奇楠命案槍手廖國豪投案，感慨的說「台灣的教育害了我！」這一說，震驚所有教育界，尤其是他原先就讀的國中母校。
在各方發言中，他的同班女同學表示，和廖國豪從國小至國中一路同學，國小老師對大家一視同仁，感覺不出誰是被放棄的，但國中就不同，表現不好的，「的確會被瞧不起。」
我認為這位女同學說出了廖國豪真正的心聲，在國中，課業成績不好，是會被人瞧不起。我們這群大人，從國中主任一直到總統府資政的回應，都明示或暗示成績還是很重要的，成績好才是好學生（滿級分、考上醫學院），「提高成績很重要或至少功課不能太差」」。試想，在台灣這麼重視升學成績以及考試分數排名的環境下，有那位學生願意自己成績低落，被人瞧不起呢？
為什麼孩子在國小階段，可以被一視同仁，但是國中就會被瞧不起。個人覺得這就是升學主義考試制度下，分數至上單一價值觀所產生的惡果。
對國中生而言，考試分數高低就好比社會人士金錢收入多寡。考試分數在台灣的社會、學校以及家庭，早已形成一種，甚至是唯一的認同指標，當一個孩子無法在考試科目達到老師或家人期待的分數，他的自我認同就會產生問題，而開始有自卑感或罪惡感，最後自我放逐。畢竟被瞧不起所產生的悲憤情緒，所造成的後果，是要這個社會付出代價，但是我們大人從這案子學到了嗎？
雖然台灣教育理念一直強調多元智慧，以及適性發展，但是在學校現場卻幾乎不是如此，除了考試科目受到重視之外，其餘都是末節，這種以考試分數為主要取向的單一價值觀，讓像廖國毫這樣邊緣學生找不到著力點，因為這些考試科目他不感興趣也不會的，所以上課不睡覺，他還能做什麼呢？
在考試科目學不來的孩子，沒有成功經驗，得不到師長以及同學肯定，就無法自我認同。
如果大人們的輔導，還是以課業為重的時候，可能只有徒增邊緣孩子的挫敗感，或加深他認為課業分數是唯一的價值，而他卻永遠無法達成，成為大人眼裡的好學生。
我相信沒有一位學生願意最後一名，也沒有一位家長或老師會放棄孩子，但是如果我們的考試分數至上的單一價值觀不改，那麼應該不是他走偏了，而是我們大人走偏了。
拉回邊緣生 季瑋珠／台大教授、台灣青少年醫學暨保健學會理事長 劉仁沛／台大教授（台北市）】2010/08/27 聯合報
廖國豪投案，直言「台灣的教育害了我，老師都先入為主，不願意接受我寫的答案。」引起討論。無論學校表示曾教育出再多滿級分、考上第一志願的優秀學生，這一個個案的失敗，卻足以讓其他的成就蒙上陰影，更令關心教育者痛心。
平心而論，廖國豪所說的這些話，不正是許多誤入歧途的孩子共同的心聲嗎？
廖國豪自童年起，很顯然是一個高風險、高關懷的孩子。學校也盡了力，但是為什麼最後吸收他，給他溫暖、自信和歸屬感的，卻是幫派。也就是說，為什麼幫派能而學校不能？
首先，學校一切以學業成績掛帥，學業成績好，就得到肯定和讚美，學業成績不好，就被排斥和否定。老師如此，「正常的」同學如此，家長也如此。覺得委屈的老師們，您們可知道有多少孩子是在屈辱和沮喪中，度過他們青少年期的黃金歲月？
其次，單就學業成績而言，學校並未發展出一套有效率的教育方法和補救措施，保證每個孩子都學到基本功。家長關心孩子又有足夠經濟實力的，就去補習，沒有這些條件的，就只有放棄。再者，對於學業不擅長，但是可以發展其他專長的學生，學校並未認真幫助他們，發展出足以安身立命的興趣和專長，教育當局卻投入幾乎全部的資源，去發展資優班，培育滿級分、考上第一志願的學生。於是，有一些學生就在求學的不同時段，早則國小，晚則國中、高中，被正規教育體系徹底的放棄了。
在這日復一日的被忽視和被放棄的過程中，幫派取而代之，也正是這種忽視和放棄，讓學生產生了日益增強仇恨學校、仇恨社會的反社會心態。
學生開始對學校沒興趣，頂撞師長、霸凌同學、甚至蹺課、蹺家，被幫派吸收，幫派給了他們所有家庭、學校所不能給的。在幫派中出頭，對血氣方剛的青少年而言，似乎也比在學校得到肯定和讚賞容易。到了需要一學期卅次聯絡家長或監護人時，已經為時晚矣。
教育機構不僅擔負培養青少年生活知識技能的重任，更是促進青少年身心健康最大的資源。最近驚聞教育當局計畫將資優教育向下延伸到五歲，我們對此是堅決反對，一個國家要有競爭力，是要把最弱的拉起來，而不是單單錦上添花，發展菁英教育。衷心期待教育當局能主動出擊，用更多的關懷把危險邊緣的青少年挽救回來，其功勞一定遠遠超過培育幾位其實自己努力也可以表現優異的滿級分學生。
那孩子不回頭 洪微分／高中退休老師（台南市）】 2010/08/28 聯合報
廖國豪一句「台灣教育害了我」的抱怨，讓我回想起曾經接觸過的學生案例。
小雯的父親是黑道分子，小雯告訴我：母親生下她後就跑了，所以「母親」二字對她，完全無意義。她從小就跟著父親東奔西跑，過著有一餐沒一餐的生活，有時甚至還要躲在倉庫的紙箱中，避警察追趕。要上學了，父親把她帶回老家，交由阿嬤照顧，阿嬤年紀大，無法管教，小雯便與有類似背景的國中同學，成群結黨，喝酒鬧事打群架，混到國中畢業。
高中來到我的班上，在知曉小雯的這些遭遇後，徵求過小雯的阿嬤與父親同意，我把小雯帶回家中住，希望以家人的關懷，讓她過正常的人生生活。
剛開始小雯確實有心改過，跟著我上下學、回家寫功課。但一兩星期後，國中死黨聯絡上，小雯開始藉故晚上要出門，且回來的時間一天比一天晚，身上又充滿菸味與酒味。我多次與小雯長談，小雯都默然不語，最後她說，她想搬去跟同學住。
接下來，小雯又故態萌發，翹課逃學，在外打架滋事，我想盡辦法開導她、讓她請假，有時間就幫她補上功課，竭盡所能想留住小雯，但小雯還是在一個月後，失去蹤影，最後由阿嬤幫她辦休學。那幾年，我每學期都希望小雯能回來復學，但再也沒看見小雯出現。
報上說：廖國豪的國中導師曾家訪二、三十次，此話被一些人士批評為「辯解」，但此種批評對身處第一線的教師而言，實是一大打擊。
我擔任小雯導師那年，班上同時有多名國中時代就出名的問題學生，因此那一學期，為了照顧這些學生，我狂瘦七公斤（因出事時，根本就找不到家長）。我相信一位會聯絡、拜訪家長二三十次的老師，一定是一位視學生如己出的好老師，而輔導問題學生的箇中辛苦，若非親身經歷，實難為外人了解。今天，老師被大家這樣責怪，如果是我，實在也很難釋懷。
我還有一位父親也被黑道槍殺的學生小卿，慶幸小卿會思考，父喪後與母親、哥哥相依為命，也力爭上游；高中畢業後，到日本留學，目前，定居日本，結婚生子，過著正常的人生生活。
對出生於不幸家庭的孩子，我相信絕大多數的老師都會特別關心的，只是，孩子自己要不要把握機會，為自己創造不一樣的人生路？看多了學生案例，我只能感慨地說：一樣米養百樣人
…孩子需要你 李凡／國中校長2010/08/27 聯合報
多令人傷痛呀！廖國豪在投案後，竟說是台灣的教育害了他。
來自隔代教養家庭，而且在祖母經營有女陪侍飲食店的影響下，其身心發展或多或少有其缺陷，他沒怪父母離異沒盡到教養之責，卻將偏差行為歸罪於教育，對於曾經教過他的中小學老師們，真是情何以堪！
今年我服務學校的畢業典禮上，以第一名成績畢業，且考上台中一中科學班的孩子，在代表畢業生致詞時，說到他的阿婆（客家話奶奶）帶著他進到學校就讀，三年來老師如何指導他的情形，他說到：「人家說『落土三分命』，但學弟妹們，我要告訴你們：不要相信這句話，不要向命運低頭，只要努力奮鬥仍然可以成功勝利，我就是一個證明，我就是一個證明」，當他說完時，許多老師及家長的眼眶中溢著淚水。
這個孩子，從小由阿婆一手帶大，或許是環境影響，對世界是充滿不信任及懷疑的，在教育的過程中，老師深恐讓他感受到不公平，因此說話及作為都小心翼翼。即使如此，他仍常讓老師氣得跳腳，但他的導師還是每晚陪讀，他終考出好成績。
八月我帶他到中央研究院與長期贊助的教授們見面，這個孩子後來寫信告訴我，他發現有好多人都是好人，並說將來也要學他們服務社會。
最近我奉調至他校，上班後十天，一名孩子好奇的跑來看『新校長』，他毫不畏生的與我聊，我誇他有禮貌一副聰明像，他卻說：「校長，你看錯了，我被記七支大過了」。
我告訴他我不會看錯人，勉勵他努力銷過之餘，還與他約定，他若銷過後且考上心中的第一志願，要請他吃牛排，他說：「真的嗎？真的嗎？」我確認的記下來，他滿意的說：「好！我一定要吃到牛排」。
與同事聊起這名小孩，同事提醒我別太樂觀，因為「放學後就無法盯著他」；因為「有的孩子聰明到人前一個樣，人後一個樣」，我告訴同事，我願意相信孩子的可塑性，也願意為孩子付出「期待」。
從事教育廿幾年來，常聽到家長說生二個孩子，再公平仍會被怪偏心，真是父母難為，我聽到都會笑笑的提醒他們：那想想一名導師面對數十名個性迥異、家庭背景不一的孩子，要在教學之餘，還要一一輔導，怎能面面俱到？
常常在發生某些社會問題時，大家會探討是否教育出了問題，我不敢說教育沒問題，但一個令人悲痛的社會事件，不該帶來的事互相指責與推諉，其中的各項因造成這個苦果，這個苦果不是要我們口水戰後淡忘，而是要我們正視他的成因，並改正他，最重要的是「為了一個不捨及一份教育愛」，老師們仍要擦乾眼淚，再出發，畢竟孩子永遠都需要我們的期待。
孩子…要體會 蔡玉萍／國中老師（台中市）2010/08/28 聯合報
廖國豪的一句話「台灣的教育害了我。」勾起我的一段回憶。
幾年前，我有個女學生背景和廖生相似，爸爸因吸毒入獄，媽媽也早已改嫁到他處。家中只有無力管教她的祖父母養她。由於她特殊的背景，一進入國中來到我的班級時，我就十分注意她了。雖說一般國一生較單純，比較不會惹事，但實際上，她卻一開始惹了許多事。喜歡和校外人士交朋友，晚歸，甚至不回家。向同學借錢不還，同學還到我這裡告狀。喜歡成群結黨去幫她的好友出氣等等行為，讓我疲於奔命去處理她的事。
但是我從沒放棄過她。經常找她來談話，也常注意她的行為或改變。一旦我覺得有不妥時，我都會注意，甚至找她來談。至於她的功課，雖然是屬於低成就小孩，但我沒因此看輕她，有時她進步了幾分，我還會誇獎她。我相信廖生的導師應該也是如此用心（報導說他曾家訪了二、三十次），但是為何結果不同呢？
我學生的媽媽在她要升國三時，大老遠拿了一個禮盒來謝謝我。當時我是這麼和她媽媽說，即使我是如此努力要拉回你女兒走上正路，但是如果她無法體會，無法接受，我的用心也是枉然。所以做錯事，走偏路時，別只想是別人對你努力不夠，好好想想自己是否也曾對自己如此努力過！
愛與肯定而已 吳芝儀／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系副教授（嘉義市） 2010/08/28 聯合報
廿八日「全國教育會議」前夕，台中角頭命案槍手廖國豪出面投案時冷冷的一句「都是台灣教育失敗」，毋寧是對教育界開了致命的一槍。
廖國豪的說法，讓我想起白曉燕命案主嫌陳進興，同樣將鑄下大錯、不堪回首的犯罪生涯，歸咎給社會，犯罪是他「以妖魔的方式，向社會討回一點公道」的手段，令人不勝噓唏。
其後數年間，我多次出入少年觀護所，想要在還來得及的時刻，盡一點棉薄心力挽回誤入歧途的少年。記憶最深刻的一次，少年們輪流朗讀完一本描寫懼學兒童比利，遇到一位善於鼓勵肯定他的好老師，開始喜歡上學的繪本，我試著探詢少年是否曾經遇過像比利的老師那樣的老師。
一位約小六、稚氣未脫的孩子衝口而出：「那怎麼可能？如果有的話，我們就不會在這裡了。」我好奇詢問他遇到的老師，他說：「都是很白目啦，整天只會碎碎念，煩死人了。」
我還來不及回應，一旁約略國中年紀的少年馬上回嘴：「那是你自己白目啦，老師會念你，表示他還想要管你，老師還想要管你，表示他還在關心你。」好聰明敏感的孩子，很能夠體諒老師的愛之深責之切。我不禁好奇他怎麼也在那裡？他的老師難道都不管他了嗎？他沉重地回答：「我的老師都放我整天睡覺，他早就放棄我了。」原來，他心裡其實很期待能被老師好好管教哩！
另一個原本沉默、看來像是這群孩子的老大哥、約高中年紀的少年大吼：「就是因為他們早就放棄我們了，如果以後我有辦法，我也會放棄他們。」直到現在，回想起這個場景，我仍然立刻痠了鼻頭、紅了眼眶。
冷漠疏離的社會、功能不良的家庭、相偎取暖的同儕、供給需求的老大，加上無計可施的學校，共同造就憤世嫉俗、偏激冷血的少年。
唉，這些故事、這些場景竟像是輪迴一般，每隔一段時間就在社會角落再次上演。
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社會教育，可能改變冷漠疏離、好戰好鬥的人心嗎？百家爭鳴的家庭教育，可能挽救根部潰爛的家庭功能嗎？一人一把號的學校教育，可能讓得不到父母的愛和關懷的孩子，因為獲得同儕接納、師長肯定而激發成就動機，努力成為善良公民嗎？
或許教育學者很難設身處地同理瞭解邊緣青少年的心理狀態和學習需求，那麼，請開放學校教育體系，延攬更多輔導老師和學校諮商師進駐校園，讓他們有機會設計以激發學習潛能為目標的選替教育情境，使他們有機會獲得成功的學習經驗。教育無他，愛與肯定而已。還有，永不放棄任何一個孩子，孩子就不會有機會放棄我們。
7. 18歲殺手的錯誤 大家都有責任 中國時報 社論2010-08-27
十八歲的孩子會有些什麼樣的煩惱呢？他可能擔心升學、不喜歡考試；或者，青澀的戀情讓他有些憂慮；還是跟同學同儕間的人際關係不順，甚至，他可能只是擔心臉上的青春痘或者是身材不理想；但廖國豪卻以一樁震驚全國的命案迎接自己的十八歲；跟絕大多數同齡青春少年所擔憂的事完全不同，過去的三個月，廖國豪活在被追捕到案的恐慌中。
五月底，廖國豪還不滿十八歲，他槍殺台中角頭翁奇楠，他不但殺了人，而且被同道評為「沉穩型的殺手」。投案後，他透過立委表示，是教育害了他，因為他在學校得不到認同，老師不喜歡他，所以他翹課、翹家。
廖國豪從國小到國二都還是師長同學眼中的乖小孩，但國三開始混入黑道。他從一個白淨斯文、被同學暱稱為「古椎仔」的單純少年變成一個殺手，轉變期間不過短短短的一、兩年。就在這關鍵的時間，廖國豪因家庭破碎，得不到溫暖與關照，在學校的功課不好，於是翹課、混黑幫，陸續犯下偷車、搶夜歸婦女皮包、強盜等罪行，甚至曾經凶狠到拿鐵槌敲破銀樓玻璃強盜金飾，還替老大揹槍、開槍，最終竟了殺手。
廖國豪投案後責備學校教育，著名的教育專家李家同也認為是學校放棄了他，才會讓廖國豪也放棄了自己。但學校老師則表示其實廖國豪的問題出在家庭教育，老師拜訪他家多次，但連家人都管不動他、沒辦法叫他按時上學，學校能怎麼辦呢？老師還說，他的同學也有人考上醫學院，廖國豪自己不學好，怎麼能夠怪別人呢？隔代教養的阿嬤則說廖國豪是被朋友帶壞了。廖國豪殺人投案後，認識他的人幾乎都不勝唏噓，說他走錯一步路，回頭太難。
廖國豪的指控、甚至於李家同的指責，讓老師們覺得委屈是可以理解的。站在教育的立場，很多老師都有「一個都不能少」的理念和理想，但是放在現實環境裡，像廖國豪的例子，他家根本沒有人有心力關懷他，少了家庭這一塊，學校的老師再有愛心恐怕也力有未逮。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廖國豪很顯然是學習低成就的孩子，但他曾經擔任籃球隊長，可見儘管學業成績不一定很理想，在體育方面的表現還不錯，如果老師家長們可以在這方面多多給予鼓勵，讓廖國豪找到自己的成就感，把時間精力放在球場上，說不定有機會讓廖國豪安定一些，不須向黑道幫派尋求溫暖認同，也不必走上混黑道的不歸路。不是每個孩子都會唸書，幫助孩子找到自己的人生志趣和強項，非常重要，這或許是學校教育可以為像廖國豪這樣的孩子著力的地方。
儘管在廖國豪出事後，他的父親廖志忠向社會及受害人家屬致歉，承認是自己沒把兒子教好；但是廖志忠自己吸毒、多次進出獄所，生活就很沒有章法，況且，他是在十六歲時做父親，可以想像他自己恐怕也經歷了荒唐的青春，哪有心力管教小孩？或許可以說，十八年前，在廖志忠做了「小爸爸」之後，就埋下了這個不幸，因為廖志忠自己也不成熟、連自己都管不好，又怎麼去管教小孩呢？即使學校老師覺察有異，廖家也沒有大人有心有力拉廖國豪一把，結果竟讓他一路敗壞到不可收拾的局面。
廖國豪的阿嬤聽到孫子出事後的反應也很典型，她認為孫子一向很乖，都是被不好的朋友給帶壞了才會這樣，也就是說，都是「外面壞人」的錯。這跟廖國豪認為自己會變成殺人凶手是學校老師造成的一樣，他們都認為責任是在別人身上。老師或許不夠細心和耐心，沒有及時在廖國豪轉變的關鍵時期給予協助、導正，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同樣的環境、類似的成長背景，還是有願意為自己負責的人，突破困境，活出不一樣的人生；社會新聞版不也出現過結局跟廖國豪完全不同的故事嗎？向上向善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當事人也有自己要負的責任，不能全部怪到社會與學校教育。
廖國豪特別欠缺的其實是家庭教育這部分，他的母親不見了，父親說兩年沒看到小孩；負責養育的阿公阿嬤也弄不清楚孫子到底怎麼回事，家庭的拉力這麼小，廖國豪出外闖禍，恐怕也在所難免了。如今廖國豪既已投案，父親、阿嬤也都希望他能夠面對現實。誠心懺悔、協助釐清案情真相，才是廖國豪重獲未來的機會；畢竟，他才十八歲。
摘自《生命如何作答？──利己年代的倫理》p197-198
普里莫‧賴維（
Primo Levi）是一位義大利籍的化學家，因為猶太裔的身分被送進奧斯維茲集中營。他從死裡逃生後，他寫了一本傳記《假如這是一個人》（If This is a Man），用生動的筆觸記述了集中營裡求生不得的勞役生活。他的救命恩人是羅倫左（Lorenzo），—位非猶太裔的義大利人，為德國人擔任集中營的土木工程計畫。我找不到比賴維回憶羅倫左的一段話，更適合做這一節的結尾了：在實質上，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一個義大利土木工程師一連六個月，每天送我一片麵包和他吃剩的配糧；他送我一件滿是補丁的背心；他用我的名義寄明信片，再把回信拿給我看。他從來沒有開口要求，也沒有接受過我的回報，因為他的單純和善良，從不覺得做好事該要求回報。
……我相信我是因為有羅倫左這種人才能活到今天；並不是因為他的物質幫助，而是因為他的出現、他自然樸實的善良，不斷地提醒我，在我們的世界之外還有正義的世界存在，還有一些事和一些人，仍然純真、完整、不腐敗、不野蠻，不知仇恨和恐怖為何物；一個難以定義、隱含著善的可能性的事物，但卻值得人為它而活。
這些扉頁中的代稱都不是人。他們的人性不是被別人就是被自己埋葬了，隱藏在對內的或對外的防衛之下。包括邪惡、喪心病狂的黑衫軍、蓋世太保、秘密警察、戰犯、大大小小的知名人物和那些冷漠的勞奴﹝戰俘﹞在內，都是納粹在人性荒原中創造出來的不同等級的瘋狂。
但羅倫左是一個人；他的仁慈是純淨無染的，他自外於這個否定一切的世界。因為有羅倫左這樣的人存在，讓我記得自己還是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