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5月3日國文補充閱讀──余光中的四個假想

余光中將追求女兒的男生視為假想敵,與陳芳明、廖鴻基有何不同?

 

1.我的四個假想敵/余光中

2.我是余光中的秘書       余光中

3.給莎士比亞的一封回信    余光中

 

1.我的四個假想敵/余光中              摘自《余光中幽默文選》天下文化出版

二女幼珊在港參加僑生聯考,以第一志願分發台大外文系。聽到這消息,我鬆了一口氣,從此不必擔心四個女兒通通嫁給廣東男孩了。

我對廣東男孩當然並無偏見,在港六年,我班上也有好些可愛的廣東少年,頗討老師的歡心,但是要我把四個女兒全都讓那些「靚仔」、「叻仔」擄掠了去,卻捨不得。不過,女兒要嫁誰,說得灑脫些,是她們的自由意志,說得玄妙些呢,是因緣,做父親的又何必患得患失呢?何況在這件事上,做母親的往往位居要衝,自然而然成了女兒的親密顧問,甚至親密戰友,作戰的對象不是男友,卻是父親。等到做父親的驚醒過來,早已腹背受敵,難挽大勢了。

在父親的眼裡,女兒最可愛的時候是在十歲以前,因為那時她完全屬於自己。在男友的眼裡,她最可愛的時候卻在十七歲以後,因為這時她正像畢業班的學生,已經一心向外了。父親和男友,先天上就有矛盾。對父親來說,世界上沒有東西比稚齡的女兒更完美的了,唯一的缺點就是會長大,除非你用急凍術把她久藏,不過這恐怕是違法的,而且她的男友遲早會騎了駿馬或摩托車來,把她吻醒。

我未用太空艙的凍眠術,一任時光催迫,日月輪轉,再揉眼時,怎麼四個女兒都已依次長大,昔日的童話之門砰地一關,再也回不去了。四個女兒,依次是珊珊、幼珊、佩珊、季珊。簡直可以排成一條珊瑚礁。珊珊十二歲的那年,有一次,未滿九歲的佩珊忽然對來訪的客人說:「喂,告訴你,我姐姐是一個少女了!」在座的大人全笑了起來。

曾幾何時,惹笑的佩珊自己,甚至最幼稚的季珊,也都在時光的魔杖下,點化成「少女」了。冥冥之中,有四個「少男」正偷偷襲來,雖然躡手躡足,屏聲止息,我卻感到背後有四雙眼睛,像所有的壞男孩那樣,目光灼灼,心存不軌,只等時機一到,便會站到亮處,裝出偽善的笑容,叫我岳父。

我當然不會應他。哪有這麼容易的事!我像一棵果樹,天長地久在這裡立了多年,風霜雨露,樣樣有份,換來果實累累,不勝負荷。而你,偶爾過路的小子,竟然一伸手就來摘果子,活該蟠地的樹根絆你一跤!

而最可惱的,卻是樹上的果子,竟有自動落入行人手中的樣子。樹怪行人不該擅自來摘果子,行人卻說是果子剛好掉下來,給他接著罷了。這種事,總是裡應外合才成功的。當初我自己結婚,不也是有一位少女開門揖盜嗎?「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說得真是不錯。不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同一個人,過街時討厭汽車,開車時卻討厭行人。現在是輪到我來開車。

好多年來,我已經習於和五個女人為伍,浴室裡彌漫著香皂和香水氣味,沙發上散置皮包和發卷,餐桌上沒有人和我爭酒,都是天經地義的事。戲稱吾廬為「女生宿舍」,也已經很久了。做了「女生宿舍」的舍監,自然不歡迎陌生的男客,尤其是別有用心的一類。但自己轄下的女生,尤其是前面的三位,已有「不穩」的現象,卻令我想起葉慈的一句詩:

一切已崩潰,失去重心。

我的四個假想敵,不論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學醫還是學文,遲早會從我疑懼的迷霧裡顯出原形,一一走上前來,或迂回曲折,囁嚅其詞,或開門見山,大言不慚,總之要把他的情人,也就是我的女兒,對不起,從此領去。無形的敵人最可怕,何況我在亮處,他在暗裡,又有我家的「內奸」接應,真是防不勝防。只怪當初沒有把四個女兒及時冷藏,使時間不能拐騙,社會也無由污染。現在她們都已大了,回不了頭。我那四個假想敵,那四個鬼鬼祟祟的地下工作者,也都已羽毛豐滿,什麼力量都阻止不了他們了。先下手為強,這件事,該趁那四個假想敵還在襁褓的時候,就予以解決的。至少美國詩人納許(Ogden Nash1902~1971)勸我們如此。他在一首妙詩《由女嬰之父來唱的歌》(Song to Be Sung by the Father of Infant Female Children)之中,說他生了女兒吉兒之后,惴惴不安,感到不知什麼地方正有個男嬰也在長大,現在雖然還渾渾噩噩,口吐白沫,卻注定將來會搶走他的吉兒。於是做父親的每次在公園裡看見嬰兒車中的男嬰,都不由神色一變,暗暗想:「會不會是這傢伙?」

想著想著,他「殺機陡萌」,便要解開那男嬰身上的別針,朝他的爽身粉裡撒胡椒粉,把鹽撒進他的奶瓶,把沙撒進他的菠菜汁,再扔頭悠游的鱷魚到他的嬰兒車裡陪他游戲,逼他在水深火熱之中掙扎而去,去娶別人的女兒。足見詩人以未來的女婿為假想敵,早已有了前例。

不過一切都太遲了。當初沒有當機立斷,採取非常措施,像納許詩中所說的那樣,真是一大失策。如今的局面,套一句史書上常見的話,已經是「寇入深矣!」女兒的牆上和書桌的玻璃墊下,以前的海報和剪報之類,還是披頭,拜絲,大衛,凱西弟的形象,現在紛紛都換上男友了。至少,灘頭陣地已經被入侵的軍隊占領了去,這一仗是必敗的了。記得我們小時,這一類的照片仍被列為機密要件,不是藏在枕頭套裡,貼著夢境,便是夾在書堆深處,偶爾翻出來神往一翻,哪有這麼二十四小時眼前供奉的?

這一批形跡可疑的假想敵,究竟是哪年哪月開始入侵廈門街余宅的,已經不可考了。只記得六年前遷港之后,攻城的軍事便換了一批口操粵語少年來接手。至於交戰的細節,就得問名義上是守城的那幾個女將,我這位「昏君」是再也搞不清的了。只知道敵方的炮火,起先是瞄准我家的信箱,那些歪歪斜斜的筆跡,久了也能猜個七分;繼而是集中在我家的電話,「落彈點」就在我書桌的背後,我的文苑就是他們的沙場,一夜之間,總有十幾次腦震蕩。那些粵音平上去入,有九聲之多,也令我難以研判敵情。現在我帶幼珊回了廈門街,那頭的廣東部隊輪到我太太去抵擋,我在這頭,只要留意台灣健兒,任務就輕鬆多了。

信箱被襲,只如戰爭的默片,還不打緊。其實我寧可多情的少年勤寫情書,那樣至少可以練習作文,不致在視聽教育的時代荒廢了中文。可怕的還是電話中彈,那一串串警告的鈴聲,把戰場從門外的信箱擴至書房的腹地,默片變成了身歷其聲,假想敵在實彈射擊了。更可怕的,卻是假想敵真的闖進了城來,成了有血有肉的真敵人,不再是假想了好玩的了,就像軍事演習到中途,忽然真的打起來了一樣。真敵人是看得出來的。在某一女兒的接應之下,他占領了沙發的一角,從此兩人呢喃細語。囁嚅密談,即使脈脈相對的時候,那氣氛也濃得化不開,窒得全家人都透不過氣來。這時幾個姐妹早已回避得遠遠的了,任誰都看得出情況有異。萬一敵人留下來吃飯,那空氣就更為緊張,好像擺好姿勢,面對照相機一般。平時鴨塘一般的餐桌,四姐妹這時像在演啞劇,連筷子和調羹都似乎得到了消息,忽然小心翼翼起來。明知這僭越的小子未必就是真命女婿,(誰曉得寶貝女兒現在是十八變中的第幾變呢?)心裡卻不由自主升起一股淡淡的敵意。也明知女兒正如將熟之瓜,終有一天會蒂落而去,卻希望不是隨眼前這自負的小子。

當然,四個女兒也自有不乖的時候,在惱怒的心情下,我就恨不得四個假想敵趕快出現,把她們統統帶走。但是那一天真要來到時,我一定又會懊悔不已。我能夠想象,人生的兩大寂寞,一是退休之日,一是最小的孩子終於也結婚之後。宋淇有一天對我說:「真羡慕你的女兒全在身邊!」真的嗎?至少目前我並不覺得,自己有什麼可羡之處。也許真要等到最小的季珊也跟著假想敵度蜜月去了,才會和我存並坐在空空的長沙發上,翻閱她們小時相簿,追憶從前,六人一車長途壯游的盛況,或是晚餐桌上,熱氣蒸騰,大家共享的燦爛燈光。人生有許多事情,正如船後的波紋,總要過後才覺得美的。這麼一想,又希望那四個假想敵,那四個生手笨腳的小伙子,還是多吃幾口閉門羹,慢一點出現吧。

袁枚寫詩,把生女兒說成「情疑中副車」,這書袋掉得很有意思,卻也流露了重男輕女的封建意識。照袁枚的說法,我是連中了四次副車,命中率夠高的了。余宅的四個小女孩現在變成了四個小婦人,在假想敵環伺之下,若問我擇婿有何條件,一時倒恐怕答不上來。沉吟半晌,我也許會說:「這件事情,上有月下老人的婚姻譜,誰也不能竄改,包括韋固,下有兩個海誓山盟的情人,『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我憑什麼要逆天拂人,梗在中間?何況終身大事,神秘莫測,事先無法推理,事後不能悔棋,就算交給21世紀的電腦,恐怕也算不出什麼或然率來。倒不如故示慷慨,偽作輕鬆,搏一個開明父親的美名,到時候帶顆私章,去做主婚人就是了。」

問的人笑了起來,指著我說::什麼叫做『偽作輕鬆『?可見你心裡並不輕鬆。」

我當然不很輕鬆,否則就不是她們的父親了。例如人種的問題,就很令人煩惱。萬一女兒發痴,愛上一個聳肩攤手口香糖嚼個不停的小怪人,該怎麼辦呢?在理性上,我願意「有婿無類」,做一個大大方方的世界公民。但是在感情上,還沒有大方到讓一個臂毛如猿的小伙子把我的女兒抱過門檻。

現在當然不再是「嚴夷夏之防」的時代,但是一任單純的家庭擴充成一個小型的聯合國,也大可不必。問的人又笑了,問我可曾聽說混血兒的聰明超乎常人。我說:「聽過,但是我不希罕抱一個天才的『混血孫『。我不要一個天才兒童叫我Grandpa,我要他叫我外公。」

問的人不肯罷休:「那麼省籍呢?」

「省籍無所謂,」我說。「我就是蘇閩聯姻的結果,還不壞吧?當初我母親從福建寫信回武進,說當地有人向她求婚。娘家大驚小怪,說『那麼遠!怎麼就嫁給南蠻!『後來娘家發現,除了言語不通之外,這位閩南姑爺並無可疑之處。這幾年,廣東男孩鍥而不舍,對我家的壓力很大,有一天閩粵結成了秦晉,我也不會感到意外。如果有個台灣少年特別巴結我,其志又不在跟我談文論詩,我也不會怎麼為難他的。至於其他各省,從黑龍江直到雲南,口操各種方言的少年,只要我女兒不嫌他,我自然也歡迎。」

「那麼學識呢?」

「學什麼都可以。也不一定要是學者,學者往往不是好女婿,更不是好丈夫。只有一點:中文必須精通。中文不通,將禍延吾孫!」

客又笑了。「相貌重不重要?」他再問。

「你真是迂闊之至!」這次輪到我發笑了。「這種事,我女兒自己會注意,怎麼會要我來操心?」

笨客還想問下去,忽然門鈴響起。我起身去開大門,發現長發亂處,又一個假想敵來掠余宅。

 

2.我是余光中的秘書       余光中           摘自《余光中幽默文選》天下文化出版

「請問這是余光中教授的辦公室嗎?」

「是的。」

「請問余教授在嗎?」

「對不起,他不在。」

「請問您是──

「我是他的秘書。」

「那,請您告訴他,我們還沒有收到他的同意書。我們是某某公司,同意書一個月前就寄給他了──

接電話的人是我自己。其實我哪有什麼秘書?這一番對答並非在充場面,因為我真的覺得,尤其是在近來,自己已經不是余光中,而是余光中的秘書了。

詩、散文、評論、翻譯,一向是我心靈的四度空間。寫詩和散文,我必須發揮創造力。寫評論,要用判斷力。做翻譯,要用適應力。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我才自覺生命沒有虛度。但是,記得把許可使用自己作品的同意書及時寄回,或是放下電話立刻把演講或評審的承諾記上日曆,這些紛繁的雜務,?不古典,也不浪漫,只是超現實,「超級的現實」而已,不過是秘書的責任罷了,不料雜務愈來愈煩,兼任之重早已超過專任。

退休三年以來,我在西子灣的校園仍然教課,每學期六個學分。上學期研究所的「翻譯」,每週都要批改練習,而難纏的「十七世紀英詩」仍然需要備課。退休之後不再開會了,真是一大解脫。大頭會讓後生去開吧。回頭看同事們臉色沉重,從容就義一般沒入會議室,我有點倖免又有點愧疚之感。

演講和評審卻無法退休。今年我去蘇州大學、東南大學、南京大學、廈門大學、甚至母鄉常州的前黃高中,已經演講了八場,又去香港講了兩場。如果加上在台灣各地的演講,一共應該在二十場以上。但是我婉拒掉的邀約也有多起。其實演講本身並不麻煩,三分學問靠七分口才,在講之外更要會演。真是錦心繡口的話,聽眾愈多就愈加成功。至於講後的問答與簽名,只是餘波而已。麻煩的倒是事先主辦者會來追討講題與資料,事後又寄來一疊零亂的記錄要求修正。所謂「事後」,有時竟長達一年之後,簡直陰魂不散,真令健忘的講者「憂出望外」,只好認命修稿,將出口之言用駟馬來追。

近年去各校演講,高中多於大學。倒不是大學來邀的較少,而是因為中山大學的歷任校長高估了我,以為我多去高中會吸引畢業生來投考中山。所以我去高中演講,有點「出差」的意味。其實高中生聽講更認真,也更純真。大學生呢,我在各大學已經教了四十年,可謂長期的演講了。

評審是一件十分重要但未必有趣的事情。文學獎的評審不但要為本屆的來稿定位,還會影響下屆來稿的趨勢,當然必須用心。如果來稿平平,或者故弄玄虛,或者耽於流行的招數,評審委員就會感到失望甚至憂心。但若來稿不無佳作甚至珍品,甚至不遜於當代的名作,則評審委員當有發掘新秀的驚喜,並期待能親手把獎頒給這新人。被主辦單位指定為得獎作品寫評語,也不一定是賞心樂事,因為高潮已退,你還得從頭到尾把那些詩文詳閱一遍,然後才能權衡輕重,指陳得失。萬一你的首選只得了佳作,而獨領冠軍的那篇你並不激賞甚至不以為然,你這篇評語又怎能寫得「顧全大局」呢?

另一種評審要看的是學術論文,有的是為學位,有的是為升等,總之都要保密。看學位論文是為了要做口試委員,事先需要保密,事後就公開了,但是看升等論文,則不分事先事後,都得三緘金口,事態非常嚴重。這種任務純然黑箱作業,可稱「幕後學術」,其為秘密,不能像緋聞那樣找好友分享。諷刺的是,金口雖緘,其金卻極少,比起文學獎的評審費來,不過像零頭,加以又須守密,所以也可稱「黑金學術」。這也罷了,只是學術機構寄來的洋洋論文,外加各種資料,儘管有好幾磅重,有時並不附回郵信封。我?無秘書,又無「行政資源」,哪裡去找夠大夠牢的封袋來回寄呢?

「你為什麼不叫助教代勞呢?還這麼親力親為!」朋友怪我。

倒好像我還是當年的系主任或院長,眾多得力的助教,由得我召之即來,遣之即去。其實,系裡的助教與工讀生都能幹而又勤快,每天忙得像陀螺打轉,還不時要為我轉電話,或者把各方對我的邀約與催迫寫成字條貼在我的信箱上。這些已經是她們額外的負擔,我怎能加重要求?

我當然也分配到一位「助理」。禮文是外文系的博士生,性格開朗,做事明快,更難得的是體格之好非其他準博女、準碩女能及。她很高興也實際為我多方分勞,從打字到理書,服務項目繁多。不過她畢竟學業繁重,不能像秘書一樣周到,只能做「鐘點零工」。

所以無盡無止無始無終的疑難雜事,將無助的我困於重圍,永不得出。令人絕望的是,這些牛毛瑣細,舊積的沒有減少,新起的卻不斷增多,而且都不甘排隊,總是橫插進來。

以前出書,總在台灣,偶在香港。後來兩岸交流日頻,十年來我在大陸出書已經快二十種,有的是單本,有的是成套,幾乎每一省都出了。而每次出書,從通信到簽合同,從編選到寫序到提供照片,有時還包括校對在內,牽涉的雜務可就多了。像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的一套三本,末校寄給我過目。一看之下,問題仍多,令我無法袖手,只好出手自校。一千二百頁的簡體字本,加上兩岸的西方專有名詞上的譯音各有一套,早已「一國兩制」了,何況還有許多細節涉及敏感問題,因此校對之繁,足足花了我半個月的時間。

同時在台灣,新書仍然在出。最新的一本《含英吐華》是我為十二屆梁實秋翻譯獎所寫評語的合集,三百多頁詩文相繆,中英間雜,也校了我一個禮拜。幸好我的書我存都熟悉,一部《梵谷傳》三十多萬字,四十年前她曾為我謄清初稿,去年大地出最新版,又幫我細校了一遍,分勞不少。

《天下文化》出版了《茱萸的孩子》,意猶未盡,又約傅孟麗再撰一本小巧可口的《水仙情操──詩話余光中》。高雄市文獻委員會把對我的專訪又當做口述歷史,出版了一本《讓春天從高雄出發》。不久廣州的花城出版社又推出徐學所著《火中龍吟--余光中評傳》。九月間爾雅出版社即將印行陳幸蕙在《幼獅文藝》與《明道文藝》上連刊了三年的《悅讀余光中:詩卷》。四本書的校稿,加起來不止千頁,最後都堆上我的紅木大書桌,要「傳主」或「始作俑者」親自過目,甚至寫序。結果是買一送一:我難改啄木鳥的天性,當然順便校對了一遍。

校對似乎是可以交給秘書或研究生去代勞的瑣事,其實不然。校對不但要眼明心細,耐得住煩,還需要真有學問,才能疑人之所不疑。一本書的高下,與其校對密切相關,如果校對粗率,怎能贏得讀者的信心?我在台灣出書,一向親自末校,務求謬誤減至最少。大陸出書,近年校對的水準降低,有些出版社倉促成書,錯字之多,不但刺眼,而且傷心。評家如果根據這樣的「謬本」來寫評,真會「謬以千里」。

另一件麻煩事就是照片,在視覺主宰媒體的時代,讀者漸漸變成了觀眾,讀物要是少了插圖,就會顯得單調,於是照片的需要大為增加。報刊索取照片,總是強調要所謂「生活照片」,而且出版在即,催討很緊。家中的照相簿與零散的照片,雖已滿坑滿谷,永遠收拾不清,但要合乎某一特殊需要,卻是只在此櫃中,雲深無覓處。我存耐下心來,苦搜了半夜,不是這張太年輕,那張太蒼老,就是太暗,太淡,或者相中的人頭太雜,甚至主角不幸眨眼,總之辛苦而美滿。難得找到一張真合用的,又擔心會掉了或者受損。

而如果是出書,尤其是傳記之類,要提供的「生活照片」就不是三兩張可以充數的了。自己的照片從少到老,不免略古而詳今,當然「古照」本來就少,只好如此。與家人的合照倒不難找,我存素來喜歡攝影,也勤於裝簿。與朋友的合照要求其分配均衡,免得顧此失彼,卻是一大藝術。但是出版社在編排上另有考慮,挑選之餘,均衡自然難保。大批照片能夠全數完璧回來,已經值得慶幸了。為了確定究竟寄了哪些照片出去,每次按年代先後編好號碼、逐張寫好說明,還得把近百張照片影印留底。有時一張照片年代不明,夫妻兩人還得翻閱信史,再三求證。目前我的又一本傳記正由河南某出版社在編排,為此而提供給他們的一大袋照片,許多都是一生難再的孤本,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浪子回家?

這許多分心又勞神的雜務,此起彼落,永無寧時。他人代勞,畢竟有限,所以自己不能不來兼差,因而正業經常受阻,甚至必須擱在一邊。這麼一再敗興,詩意文心便難以為繼了。我時常覺得,藝術是閒出來的,科技是忙出來的。「閒」當然不是指「懶」,而是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從容不迫的出神狀態,正是靈感降臨的先機與前戲。

現代人的資訊太發達,也太方便了,但是要吸收、消化、運用,卻因此變得更忙。上網就是落網,終於都被那只狡詭的大蜘蛛吞沒。啊不,我不要做什麼三頭六臂、八腳章魚、千手觀音。我只要從從容容做我的余光中。而做余光中,比做余光中的秘書要有趣多了。

 

3.給莎士比亞的一封回信 余光中          摘自《余光中幽默文選》天下文化出版

莎士比亞先生:

年初拜讀您在斯特拉福投郵的大札,知悉您有意來中國講學,?是驚喜交加,感奮莫名!可是我的欣悅並沒有維持多久。年來為您講學的事情,奔走於學府與官署之間,舌敝唇焦,一點也不得要領。您的全集,皇皇四十部大著,果?居則充棟,出則汗人,搬來運去,實在費事,但在某些人的眼中,份量並沒有這樣子重,因此屢遭退件,退稿。我?是不好意思寫這封回信,不過您既已囑咐了我,我想我還是應該把和各方接洽的前後經過,向您一一報告於後。

首先,我要說明,我們這兒的文化機構,雖然也在提倡所謂文藝,事實上心裡是更重視科學的。舉個例,我們這兒的文學教授們,只有在「長期發展科學」的名義下,才能申請到文學研究的津貼;好像雕蟲末技的文學,要沾上科學之光,才算名正言順,理直氣壯。您不是研究太空或電子的科學家,因此這兒對您的申請,坦白地說,並不那樣感到興趣。我們是一個講究學歷和資格的民族:在科舉的時代,講究的是進士,在科學的時代,講究的是博士。所以當那些審查委員們在「學歷」一欄下,發現您只有中學程度,在「通曉語文」一欄中,只見您「拉丁文稍解,希臘文不通」的時候,他們就面有難色了。也?是的,您的學歷表也未免太寒傖了一點;要是您當日也曾去牛津或者劍橋什麼的註上一冊,情形就不同了。當時我還為您一再辯護,說您雖然沒上過大學,全世界還沒有一家大學敢說不開您一課。那些審查委員聽了我的話,毫不動容,連眉毛也不抬一根,只說:「那不相干。我們只照規章辦事。既然繳不出文憑,就免談了。」

後來我靈機一動,想到您的作品,就把您的四十部大著,一股腦兒繳了上去。隔了好久,又給一股腦兒退了回來,理由是「不獲通過」。我立刻打了一個電話去,發現那些審查委員還沒散會,便親自趕去那官署向他們請教。

「尊友莎君的呈件不合規定。」一個老頭子答道。

「哦──為什麼呢?」

「他沒有著作。」

「莎士比亞沒有著作。」我幾乎跳了起來。「他的詩和劇本不算著作嗎?」

「詩,劇本,散文,小說,都不合規定。我們要的是『學術著作』。」

(他把「學術」兩字特別加強,但因為他的鄉音很重,聽起來像在說「瞎說豬炸」。)

「瞎說豬炸?什麼是──

「正正經經的論文。譬如說,名著的批評,研究,考證等等,才算是瞎說豬炸。」

「您老人家能舉個例嗎?」我異常謙恭地說。

他也不回答我,只管去卷宗堆裡搜尋,好一會才從一個卷宗裡抽出一疊表格來。「哪,像這些。漢姆萊特的心理分析,論漢姆萊特的悲劇精神,從佛洛伊德的觀點論漢姆萊特和他母親的關係,漢姆萊特著作年月考,ThouYou在漢姆萊特劇中的用法,漢姆萊特史無其人說……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假如莎士比亞寫一篇十萬字的論文,叫漢姆萊特腳有雞眼考……

「那我們就可以考慮考慮了。」他說。

「可是,說了半天,漢姆萊特就是莎士比亞的作品呀。與其讓莎士比亞去論漢姆萊特的雞眼,為什麼不能讓他乾脆繳上漢姆萊特原書呢?」

「那怎麼行?漢姆萊特是一本無根無據的創作,作不得數的。漢姆萊特腳有雞眼考就有根有據了,根據的就是漢姆萊特。有根據,有來歷,才是瞎說豬炸。」

顯然,您要來我們這兒講學的事情,無論是在學歷上或著作上,都是不能通過的。在「曾獲何種榮譽」一欄裡,我也沒有辦法為您填上什麼。您那個時候還沒有諾貝爾,普利澤,巴林根等等獎金,也不時興頒贈什麼榮譽博士學位。您的外文起碼得很,根本不可能去國外講學,或者出席國際筆會之類的大場面。桂冠呢,您那時候倒是有的,可惜您無緣一戴。

對了,說到獎金,我也曾為您申請過的,不過您千萬不要見怪,我在這方面的企圖也不成功。有一個獎金委員會的理由是:「主題曖昧,意識模糊」。另一個委員會的評語是:「主題不夠積極性,沒有表現人性的光明面」。還有一個評審會的意見,也大同小異,不外是說您的作品「缺乏時代意識,沒有現實感;又太浪漫,不合古典的三一律」等等。我想,他們的批評,在他們自己看來,也是誠懇的。例如,有一位文學批評的權威,就指責您不該在李耳王中讓那些不孝的女兒反叛父親,又說漢姆萊特王子不夠積極和堅決,同時劇終忠奸雙方玉石俱毀,也顯得用意含混,不足為訓。還有人說,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殉情未免過分誇張愛情,對青少年們恐怕會產生不良的影響。至於那卷十四行集,也有人說它太消極,而且有濃厚的個人主義的色彩云云。

至於大作在此間報紙副刊或雜誌上發表,機會恐怕也不太多。我們的編輯先生所歡迎的,還是以武俠,黑幕,或者女作家們每一張稿紙灑一瓶香水的「長篇哀豔悱惻奇情悲劇小說」為主。我想,您來這兒講學的事,十有九成是吹了。沒有把您的囑咐辦妥,我感到非常的抱歉。不過我相信您不會把這些放在心上的。您所要爭取的,是千古,不是目前,是全人類的崇敬,不是幾夥外行的喋喋不休,對嗎?涼風起自天末,還望您善自珍重。後會有期,說不定我會去西敏寺拜望您的。敬祝

健康

            余光中拜上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