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個原因是客觀原因，那就是他遇上了北宋這一場變法運動。按照俗人的說法，他的受打擊是自找的。當時雖有新黨舊黨之爭，雙方都並不以他為對象。他如果世故一點，利用兩者之間的矛盾，對雙方討好，那就不僅不會倒楣，還能做到位極人臣，終生富貴，因為他本來就具備這樣的條件。當然，如果他肯這樣做，他就不是蘇東坡了。他當時用全部精力去探討變法的得失。不管新法舊法，凡於國於民不利的他就毫不客氣地指責。新黨上台的時候，他指出某些新法過猶不反，於民不利；舊黨上台的時候，他又反對全廢新法，主張擇善而從。這樣，兩邊的人都對他不滿，他成了耗子鑽風箱兩頭受氣的大傻瓜。他成天所想的，是如何有利於國，有利於民，想到了就要說，如鯁在喉，不吐不快，說了得罪人也在所不惜。他就是沒有想到如何有利於自己，更沒有想到這樣做下去自己早晚會倒楣。他的聰明在於能夠看出變法的種種利弊，如果他沒有這個聰明，看不出問題，就是想說也沒有什麼可說的。他看出來了，說出來了，問題也來了。問題就是公元一O七九年的「烏台詩案」(烏台是御史台的別稱，烏台詩案就是由御史台處理的詩案)，也就是新黨中的一些小人在蘇東坡所寫的詩句中雞蛋裡找骨頭，然後策動御史台上表彈劾，說他「攻擊朝政」。

對於在別人的文字中抓辮子、戴帽子、打棍子這一套手法，我們都見識過，並不覺得生疏。原來抓辮子這門技術還是宋代新黨中的小人發明的。

小人們拿了雞毛當令箭，就把蘇軾從湖州太守的任上拘捕進京，鋃鐺入獄，大肆拷問。這個案子極為簡單，不就是蘇軾寫了幾首詩麼，不就是無事找事在幾句詩上做文章麼！審問的結果，無法定罪。

鳥台詩案發生以後，因為主角的名氣太大，朝廷內外都十分關注。除了新黨中的一些小人還在呶呶不休繼續誣陷，一心要把蘇軾往死裡整之外，舊黨人士與新黨中的一些君子都站出來為蘇軾說話了。新黨領袖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禮向神宗說：「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語罪人。」就是已經罷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本人也向神宗上書，希望對蘇軾從寬處理。曹太后聽說此事，要求神宗親自過問。杭州、湖州一帶的老百姓雖然無法上書朝廷，卻家家求神拜佛，在蘇軾入獄期間不停地做道場，祈求上天保佑，讓蘇軾早日脫離災難。在朝野上下一片呼聲中，神宗只好親自處理，淡化此事，以貶官結案，並未判罪。蘇軾被關了一百多天之後，從湖州太守貶為黃州團練副使，成為一個謫臣。

這次烏台詩案對蘇軾的打擊，說起來也並不十分嚴重，只不過是拘留了一百多天，降級降職而已。但是這次冤案卻讓他在人生的道路上來了個急轉彎。他當時不過四十多歲，正在壯年，時時都想說動皇帝，被招進京，大展宏圖，「致君堯舜」，做個治國的能臣。這場牢獄之災，使他大開眼界，使他看穿了小人的險惡，看透了官場的黑暗。他不屑於與那些小人較量，更不願意與他們為伍，於是就萌生了退出官場改行做個文人的想法。這一轉變，就使得現實社會中少了一個救時宰相，天下後世卻多了一個千古不朽的大詩人。

蘇軾一世坎坷，貶官之後生活貧困。他在生活困難之時能夠不為家事操心、潛心創作，完全得力於前後三位夫人的支持。可以說，蘇軾流傳千古的名篇巨制，無不包含這三位夫人的心血。

他的第一位夫人王弗是他的四川同鄉，比他小三歲，十六歲出嫁，二十七歲病故，只和他相處了十一年。這位年輕的夫人對觀察人的心理變化很有一套本領，比蘇軾老練，對蘇軾的幫助不小。她在臨終之時對蘇軾諄諄告誡，極有見識，讓蘇軾銘心刻骨，永誌不忘。她的英年早逝，使蘇軾極為悲痛。在她逝世十年之後，有一夜，蘇軾夢見了她，醒來寫下了一首〈江城子〉：

蘇軾的第二位夫人名叫王閏之，是王弗的堂妹，因為兄弟姊妹很多，按排行稱為二十七娘。她和王弗不是一種類型，王弗是才女型，她卻是賢妻良母型，為人賢淑，善於理家。她和蘇軾相伴的二十五年中，不僅遭到烏台詩案的橫禍，而且經歷了不少顛沛流離的流放生活。在蘇軾處於極為失意的時期，她全力支撐這個貧困的家，使蘇軾得以一心從事創作。蘇軾一生中最偉大的最有生命力的作品，例如前後〈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等等，都完成於這一段時期。公元一O八六年，宋神宗死，子哲宗繼位，反對新法的司馬光為相，蘇軾受到重用，調到京師擔任知制誥兼侍讀、翰林學士、禮部尚書等職。這第二位夫人只過了幾年舒心的日子，卻在四十六歲的中年辭世。蘇軾極為傷感。

蘇軾第三位夫人王朝雲，是杭州人。她十二歲到蘇家當侍女，十八歲成為如夫人。她比蘇軾小二十七歲，但很聰明、早熟，很理解蘇軾懷才不遇、憤世嫉俗的心情。後來，蘇軾因反對司馬光盡廢新法又被舊黨中的小人排擠出京出任杭州太守，心中悶悶不樂。有一天，蘇軾袒腹歇涼，露出一個大肚皮，他帶著開玩笑的態度問家裡的人：「你們看我這大肚皮裡裝的是什麼東西？」有人說是滿腹文章，有人說是滿腹經綸，他都認為沒有說準。只有朝雲笑著說：「我看你是一肚皮的不合時宜！」蘇軾捧腹大笑，覺得朝雲才是深深理解自己的知己。

公元一O九四年，蘇軾已經年近花甲，仍被新上台的新黨貶到當時的蠻荒之地──廣東惠州。這時王閏之已經去世，家裡的下人都不敢跟去，只有朝雲堅決追隨他南下，和他同甘共苦，生死相依。只可惜她不服水土，一年多以後，病逝惠州，亡年只有三十四歲。蘇軾無限傷感，在悼亡詩中把她比為散花天女。朝雲逝後，蘇軾又被流放到海南的儋州。等到朝廷下了大赦令，准許流放者回到大陸，他已六十五歲。次年，他在江蘇常州去世。

在蘇軾的一生中有一個最明顯的轉折點，那就是烏台詩案。在此之前，這位被皇帝稱為「天下奇才」的蘇學士曾經滿懷信心，一再向朝廷上書，出謀劃策；希望得到重用，以便使出渾身解數，做下一番驚人的大事業。在此之後，他大徹大悟，知道仕途艱險，立功不易；而且認識到自己過於天真，過於單純，對付不了官場上極其複雜的人事鬥爭。他寧肯不做「官人」，只做詩人，從此只以文學創作為終身事業。這並不是一種消極的想法，而是一種明智的選擇。後來事實證明：那些始終在官場上全力拚搏的人們，也無論是新黨、舊黨，也無論是君子、小人，一個個紛紛落馬；倒是他這位埋頭從事文學創作的謫臣，卻捧出了一篇篇驚天動地的詩文，萬古流傳。他的人生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對於蘇軾的一生功業，與其讓後人妄加評論，倒不如讓他「夫子自道」，看他自己是怎麼說的？

在他的晚年，從海南遇赦回到大陸之時，他對自己的一生功業作了一個最簡潔的總結：

既然說明自己的功業是從烏台詩案以後貶到黃州之時算起，所指的當然是文學創作而不是做官。東坡這個地名在黃州，東坡先生這個外號也是他自己叫出來的。東坡這個地方真是一塊神奇的地方。在來到此地之前，他是「官人」蘇軾；來到此地之後，他卻搖身一變，成了曠代文人蘇東坡。那些陷害他的小人原想逼他走進死胡同，置他於死地；想不到這一逼，竟然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他鑽出來的時候，豁然開朗，居然走進了文學創作這一片無限廣闊的新天地。他建功立業的地方，不再局限於險象環生的小小官場，而是進入千家萬戶，廣大民間；他從此不再介意一時的是非得失，因為他的名篇傑作必將跨越時空，流傳千古。他來自大自然，現在又回到大自然，與魚蝦麋鹿為友；他來自民間，現在又回到民間，與村夫野老為鄰。快哉！快哉！

他雖然被貶到天涯海角，歷盡艱辛，但是在所到之處，都盡力為地方上做好事，受到老百姓的熱情歡迎與無比尊重。他也把黃州、惠州、儋州看作自己的故鄉，視老百姓為親人。從公元一九九三年起，我在海南生活了八年，瞭解海南的老百姓對歷史上帝王將相全無興趣，卻以能夠擁有「我們的蘇東坡」而自豪。他在當時能夠得到老百姓的如此愛戴，身後永享盛名，這恐怕是陷害他的小人們做夢也想不到的事。

北宋中期，從宋仁宗親政到宋神宗病逝這五十多年的時間，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最為光輝燦爛的時代。這時候，在皇帝中間出了幾個知識分子，他們懂得重視知識，並與知識分子共同商量謀求國家富強的方法，能夠一再出現人才濟濟君子滿朝的盛況，如范仲淹、歐陽修、包拯、司馬光、王安石、蘇軾都是在這個時代湧現出來的代表人物。只可惜在大變法的過程中，操作失誤，在知識分子群體中出現了大分裂。最後，隨著新舊黨爭的犧牲品─蘇軾的離世，宣告君子時代的結束。此後，宋徽宗與蔡京等小人粉墨登場，貪財縱欲，肆無忌憚，使得鬼蜮橫行，人間成為小人世界。

這是一個時代的大悲劇！

什麼是衰？衰者不順也。凡命運不能照著我們所希望的方式出牌，就是衰。想要的得不到，衰。不想要的偏偏降臨，更衰。衰神附身的時候，有人哀哀無告，有人走向極端，有人對命運俯首，有人從不低頭。

古今文士中，蘇東坡的「衰」、際遇之坎坷，幾乎無人能出其右。蘇東坡的才華橫溢固然教人佩服，更加讓人擊節讚賞的當是他超脫現實苦難的智慧，以及與命運不斷搏鬥的勇氣。就俗世的標準來說，人之常情大抵求福而辭禍。放眼當今官場，能自棄名位、自絕權勢者幾？仕途窮達、宦海沉浮，自然構建成古代知識份子命運交織的城堡。

以官場人生來說，說他衰神附身一點也不為過。東坡與王安石政治立場相左，巧合的卻是都活了六十六歲。王安石變法之際，蘇軾反對新法而捲入政治權力鬥爭。神宗元豐二年，東坡時年四十四歲，何正臣、舒亶、李定等王安石黨人謀畫了文字獄，必欲致之死地。興獄者以東坡詩文常有謗訕語為由，穿鑿附會羅織罪名。此事無關陰謀反叛，亦無涉刑事犯罪，東坡因文賈禍，以作詩抵悔朝廷之罪被捕。神宗令御史審理，府中古柏參天、群烏集飛，謂之烏府，故名此案為烏臺詩案。獄中四個多月後，東坡死裡逃生，貶為黃州團練副使。自此，東坡的人生充滿世俗眼光所謂的苦難。

四十四到四十八歲的黃州時期，生活極苦，建築小屋於東坡，親自農耕，因以為號。〈寒食雨二首〉其二說：「空庖煮寒菜，破?燒濕葦。」是其生活寫照。文王幽囚而演易，東坡在黃州作易傳九卷，探求蘊藏命運與智慧奧義的易經，亦可看作是對人生的重新理解與詮釋。余秋雨說蘇東坡真是「好命」，醞釀了成熟－－

一種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輝，一種圓潤而不膩耳的音響，一種不再需要對別人察顏觀色的從容，一種終於停止向周圍申訴求告的大氣，一種不理會哄鬧的微笑，一種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種無須聲張的厚實，一種並不陡峭的高度。（《山居筆記．蘇東坡突圍》）

果不其然，文窮而後工，黃州期間的〈念奴嬌〉（赤壁懷古）、前後〈赤壁賦〉就是他突圍有成的最佳證據。東坡在淬煉中成熟了，在恐懼中勇敢，在逆境中昂然。

哲宗即位後，以守舊派司馬光為相，東坡奉召回朝，兩年後又因為論事被忌貶知杭州。哲宗正式親政後，章惇為相，一舉流放太后攝政時的大臣三十餘位。司馬光被鞭屍，東坡詩文又成禍由，被說是譏刺前朝，流貶嶺南惠州（今廣東惠陽）。三十四歲的愛妾朝雲，陪伴著六十一歲的東坡，在現實人生中相互撫慰。後朝雲病逝，東坡老境更顯孤寂。衰上加衰，東坡在惠州的〈縱筆〉詩：「白頭蕭散滿霜風，小閣籐床寄病容。報導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實乃病中消遣遊戲之作，卻被當政者以為東坡太過安穩，故又再遷海外昌化（儋州）。

橫渡瓊州海峽，來到當時蠻荒的海南島，東坡已經垂垂老矣。他給程天侔的信中說起困窘：「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耳。」窮厄至此，若無強悍卓絕的心靈，實在難以抵擋承受。余秋雨《山居筆記．天涯故事》也談到東坡的遠遷：「只有在天涯海角、絕壁死谷，生命被逼到了最後的邊界，一切才變得深刻。」個人被流放了、被逼絕了，東坡的自我卻不斷的確定、挺立，在困境中開出意義與價值。論語中「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的君子典型，也在東坡的生命歷程中有了完美體現。儒、道、佛思想的澆灌，挫折經驗的累積，在在使得東坡能夠自我型塑一個美好的心靈，以有限的生命開拓永恆。詩文書畫的藝術表現，也更加深刻動人。

心似已灰之木，

身如不繫之舟。

問汝平生功業，

黃州惠州儋州。

這是蘇東坡總結一生苦難的自題詩，當時他獲赦北歸，途經金山，金山寺中留有李公麟所畫的蘇軾像。昔日面目固著於肖像中，往復的觀照適足以引發恁多感慨。〈西江月〉中說：「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新涼。」確是如此。一路歸返中原，終於病逝常州。蘇軾死後未及葬，黨禍又起，與司馬光等人皆被追削官職，子孫不許任官京師。後又?東坡文墨，全國禁蘇氏學。哲人之衰，莫此為甚。這也是中國文化史上，政治迫害文人的一大悲哀。

儘管如此，東坡還是積極的照顧他任內所要服務的芸芸百姓。搭橋築堤，興修水利，化民成俗，興辦教育。在事功方面，果有「達則兼善天下」的壯志雄心。憑著古仁人之心，父母官東坡當之無愧。

蘇子凡九遷，每一次的遠離權力核心都讓他傷痕愈甚，也讓他對生命的鑒察更加明澈。王水照提到，東坡一生經歷兩次「在朝－外任－貶居」的過程，經順境復歷逆境。仕與隱之間、禍與福之間、榮與辱之間、得與失之間，參差對照下，人生不免如夢如寄。培根說：「人是自己命運的建築師。」東坡正是以苦難風霜為磚瓦，以經驗歷練為骨架，砌自己的四方牆，完成人世的安宅，飄逸瀟灑的棲居其間。

轉念之間，衰即是幸。蘇東坡或許要說，當衰神附身，憑藉智慧與毅力，當可為自己的生命除魅驅魔，發現更多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