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03月22日補充閱讀──思辨死刑之存廢(二)
死刑存廢的論述仍蕩漾，多讀幾篇不同思維，提供我們樣本，建立價值也學習思辨。
徐茂瑋誌
1.死刑存廢的天平
李永然 王建煊 聖嚴法師 蔣勳
1.死刑存廢的天平
李永然 蘋果日報 2010.02.03. (作者為中國人權協會理事長、律師)法務部長王清峰明確表示，逐步推動廢除死刑是法務部既定政策，法務部並已成立「逐步廢除死刑政策研究推動小組」，希望在社會凝聚共識並祛除疑慮後，逐步達成廢除死刑的目標。
有關死刑存廢與否的議論由來已久，這個爭論已久的問題近期再度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誠然，死刑制度的存廢是一個重大人權議題，涉及法律、政治、宗教、倫理與世界觀等多元性的論爭，為兩難而嚴肅的問題。
配套周全化解疑慮
根據中正大學近期所做的調查顯示，高達七成四民眾不贊成廢除死刑，首度出現超過半數的受訪民眾認為應依法執行死刑，可見廢除死刑爭議之大。其主要原因在於我國傳統上認為死刑是遏阻犯罪率上升的有效手段，「治亂世用重典」之觀念已深化人心，一旦聽到要廢除死刑，不禁就聯想到治安敗壞、對受害者不公等；且一般人聽到廢除死刑的理論，立即的反應就是陳義過高、不切實際，因此各國在推動廢除死刑的立法時，很難得到公眾的支持。由此亦不難想見白冰冰女士，對於廢除死刑的主張反彈之大，甚至「想考法警專斃死刑犯」的言論。
鑒於我國人權法治發展於近年來有顯著地進步，吾人對於法務部逐步推動廢除死刑的政策亦表示肯定與支持；但期盼政府要有周全的配套制度，兼顧被害人人權的保護，考量被害者家屬的心情，尋求適合的替代死刑方案；其次，「生命權」是首要的人權，若此項權利得不到有效保護，則所有其他權利都不再具有意義，所以應該教育全民尊重生命的觀念，任何人的生命都不得被無理的剝奪。
再者，我國人民於犯罪行為採應報主義的觀念仍然盛行，對於廢除死刑，民眾最質疑者為其對社會治安的影響。為解除民眾疑慮，只有使人民生計獲得保障，讓整體經濟環境有所改善才是治本之道。尤其政府若要以廢除死刑，作為實踐兩項人權公約的指標，仍應透過教育，導正民眾應報思想，以逐步凝聚廢除死刑之社會共識。
畢竟死刑存廢的天平該往哪邊擺，仍應視社會發展、法治觀念是否成熟及民眾的共識與支持而定！
王建煊 2010/03/16 聯合報
有次彼得問耶穌，如果有人得罪了我，我要寬恕他多少次呢？七次可以麼？耶穌說：我對你說，不是七次，是七十個七次。當時猶太人寬恕人三次，已是高標準，彼得說七次，心想耶穌一定會讚美他一下，可是耶穌卻說要七十個七次。七十個七次是個形容詞，意思是無止境的寬恕人。
最近大家常談寬恕，要廢除死刑，甚或對已判處死刑者，故意不執行的。也有人為文，說如果有人殺了他的家人，他會饒恕殺人犯，這當然是了不起的，也符合聖經的教導。但大家一定要注意，這些都是由個人出發的饒恕，你可以饒恕他，這是你的美德，也是你的自由。但檢察官仍會對殺人犯提起公訴，交由法官審判。這時檢察官不可說，我要寬恕這個殺人犯，我不提起公訴了。法官如判了死刑，就應依法執行。這與被害人或家屬是否寬恕是兩件事，不能混為一談。
法官在判人死刑時，心中一定是很痛苦的，法官也有寬恕的美德，但這種美德在執法時，就應擱置一邊，而必須依法論罪。
台灣現在有些亂，這與大家動輒好鬥，鬥得你死我活有很大關係。台灣確實需要更多寬恕，但寬恕不能無限上綱，用錯地方。
寬恕是聖經上所提的各項美德中，可能是最難實踐的一項，有時因一點小事，都寬恕不來，況且是對被判處死刑的人，要受害人寬恕，真是不容易。寬恕說來容易，當自己碰到時，情形就可能有變。據說從前有位法官對強暴案都輕判，認為這是男人性衝動，在所難免。但後來他的女兒被人強暴了，看到女兒痛不欲生的歲月，心中傷痛尤甚於被強暴的女兒。後來凡是到他手上的強暴案一律重判。
有次一位愛心人士問一位農夫，如果有洋房願不願意捐出來幫助窮人，農夫說願意。又問他如果有汽車，願不願捐出來，他說願意。最後問他如果有兩隻雞願不願捐，他說不願意，大家甚感奇怪。房、車都願意捐，為什麼兩隻雞卻不願意捐了呢？農夫說，他沒有房也沒有車，但他有兩隻雞。
心裡想寬恕，嘴裡也說要寬恕是一件事，但事到臨頭還能不能誠心寬恕，可能又是另一件事。所以當我們談對死刑犯寬恕時，也要設身處地的想，不要將這些受害人的家屬，都貶為是缺乏寬恕美德的人，當然更不能將自己聖人化。
聖經上說愛必管教，我們愛台灣，壞人必須要受到管教，眾多的台灣百姓，才有免於恐懼的自由。至於這種愛的懲罰要到什麼程度才稱恰當，例如要不要有死刑，這是可以討論的。但不能隱含著，不執行死刑或主張廢除死刑的人，就是行寬恕的人，反之，就是不寬恕的人。
聖嚴法師 2006/12/24 聯合報．繽紛
問：有一個通緝犯，被警察開槍打死，家屬責怪警察輕易殺人；但也有人認為通緝犯死有餘辜，警察如不開槍，也可能被殺。似乎要讓社會對壞人同情是比較難的；如果同情壞人，那好人與壞人又有什麼分別呢
答：當一個人做了壞事，變成千夫所指的社會敗類，透過媒體報導，大家都會同意：「把這個人槍斃，早一點讓他死。」即使判刑，也要求判重刑、死刑，否則對守法的百姓不公平，而且讓民眾的生命沒有保障。
古代對壞人可以就地正法，大快人心；現代的法令，通緝犯在未判刑之前，只能視為嫌疑犯，不是罪犯，以保障犯罪人的人權。
因為司法再公正，都難免會誤判。過去曾發生警察的口供筆錄和罪證，顯示案子是該嫌疑犯做的，但經過多年調查，卻發現當初的罪證有瑕疵，根本是冤獄，當事人還獲得國家賠償。
如果當初就將當事人判死刑，也許滿足社會的期待，卻製造另一悲劇。因此，我們面對犯罪者，應存慈悲心，不該抱持大惡不赦，「死得好」的心態。
當然，罪犯應該有適當的制裁，但死刑並不是好的方法。因為，人死了無法再活，如果是冤獄，又該如何彌補？
警察開槍打死通緝犯，我們感到遺憾，因為通緝犯是否犯了死罪，都還未定案，卻不幸被槍殺。
社會對重大刑事犯或強暴案的累犯，往往會氣得咬牙切齒，恨不得將他們一槍斃命，但以暴制暴、以牙還牙，並不是最好的方式。
我有個西洋出家弟子，曾和我討論一則殺人事件。在他們家鄉，每個月的月圓時分，山邊都會發生情侶或夫妻的雙屍命案，媒體稱兇手為「山邊惡魔」。當地百姓人心惶惶，警察也成立專案小組，終於抓到罪犯。
罪犯坦承犯了十幾起案子，理應判處死刑；但警察發現，這個人平常工作認真、生活正常，患有嚴重的精神分裂病症，有雙重人格，一旦月圓時分就會犯案。後來這個人被判無罪，但須接受治療。
我的徒弟認為，這個罪犯即使死一百次都不為過；但我告訴他，「同情惡人不是同情他的惡行為，而是同情這個人犯案時是有狀況的。同時對惡的行為，要指責和改善。」如果能夠抱持這種信念，社會將會更祥和。
蔣勳 中國時報 2010-03-19
因為突然的寒冷，我窗前的大河凍死無以計數的魚群，翻著白白的肚子，飄到我窗下的河灘，招潮蟹聚集在魚屍上，鷺鷥飛來，驅趕招潮蟹，啄食魚屍。「死亡」使我學習謙卑，這是我最近聆聽的關於河流的故事。
剛從印度回來的旺霖跟我說起那一條佛陀走過的大河。我們都想走一次，不是因為佛陀走過，而是因為眾生走過。
我今天無端落淚，竟是因為一位素未謀面的司法官員，因為她堅決不肯執行四十四名殺人犯的死刑。
有機構做了民調，這個島嶼上百分之七十四的民眾反對廢除死刑。
這四十四個人應該死亡，因為這四十四人犯了不可饒恕的罪，他們不應該活著。
廢除死刑於上一世紀末在歐洲爭議很久，爭議的現實利弊很多，討論關鍵是
──人有沒有權力決定另一個人的死亡。身上配戴勳章的軍人可能是「殺人犯」，刑場執行槍決的劊子手可能是「殺人犯」，在綜藝節目上煽動淫慾引發「殺人」行為，也可能是另一種「殺人犯」。
我回憶學生時代在歐洲有關圍繞「死亡」與「殺人」議題的困惑、探索、思維、論辨。
從百分之七十四的堅決贊成合法「殺人」，一步一步，轉變成百分之七十三點五，轉變成百分之七十三點三
──負責司法的部長，看起來這麼柔弱，卻意志篤定地說：我的任內絕不執行死刑。她說：我願意替他們受刑。
她的堅決有可能使百分之七十四轉變成七十三點五嗎？或是刺激成百分之七十五？
我想起了波蘭導演奇士勞斯基，他的「殺人影片」裡有兩次的殺人，一次是殺人犯的殺人，一次是司法的殺人。殺人犯是一名青年，因為心愛的妹妹在車禍裡喪生，他一直累積著恨，對那一名肇事司機的恨，但是找不到那一名司機，最後演變成對所有司機的恨。
恨是報復的開始，因為失去心愛的人，所以恨，所以要報復。
被恨折磨，青年吃喝玩樂，但是恨沒有消失。因為恨，最終他殺死了一名司機，恨報復在一個不認識的人身上。
青年被逮捕了，他成為殺人犯，是「沒有理由」的惡質殺人。
粗暴的司法不會關心「理由」，粗暴的司法只是要為執行「殺人」找到正當性。
奇士勞斯基用很長的結尾拍攝「殺人犯」執刑的過程，檢察官查驗絞刑架，檢查繩索的牢固，檢查絞刑齒輪，檢查犯人的踏板，踏板下承接糞便尿液的托盤，檢查用來蒙臉的黑布
──次周密合理的「殺人」。很精密的「殺人」過程，合法的殺人，有正當理由的殺人，在報復的恨裡沒有一點困惑與疑慮的殺人。上一世紀末，波蘭或許多國家爭議起死刑存廢的問題，有受害者家屬哭泣著訴說失去心愛人的心痛，要求報復，人數不只百分之七十四。也有堅決的司法部長紅著眼眶說：我願意替他們服刑。
也有知識份子像奇士勞斯基，拍攝「殺人影片」，使大家可以更深地省思「殺人」的本質。
旺霖在說他陷入恆河泥沼時的種種，我聽到那一條大河億萬年來潺潺不斷的聲音
──水流的聲音，潮來潮去，河灘上燃燒著屍體，屍體在火燄中嗶嗶啵啵的聲音，毛髮沾火在風中飛起吱吱的聲音，油脂冒出泡沫破滅時剝剝的聲音，骨骼成灰逝去的彷彿歎息的聲音。親人嚎啕哭泣的聲音，僧侶篤定誦經超度的聲音，螃蟹爭食碎肉殺殺的聲音，鷺鷥展翅亮起羽翮飛翔的聲音，魚類在水波中唼喋的聲音，一小片布匹在泥濘中腐爛化解的聲音，漂浮在大河上暫時依靠不到土地、一粒菩提種子渴望發芽的聲音
──好多好多的聲音，以及，據說是島嶼上百分之七十四比例堅持「殺人」的聲音，我都想低下頭來細細聆聽，以及一位看來孱弱卻如此篤定的聲音，她說：「我願意替他們服刑。」
因為突然的寒冷，我窗前的大河凍死無以計數的魚群，翻著白白的肚子，飄到我窗下的河灘，招潮蟹聚集在魚屍上，鷺鷥飛來，驅趕招潮蟹，啄食魚屍。「死亡」使我學習謙卑，這是我最近聆聽的關於河流的故事。
2010/03/19 聯合報
總的來說，王清峰女士為台灣做了件好事。
扁家弊案猶如死馬打了幾年，吳內閣只懂民粹舞動，選舉短視文化漫淹全島，社會逐漸喪失理想，無事不扯政治陰謀，公共平台不見台灣認真思索價值。
雖然廢死討論不過幾天版面，立刻以王女士下台作為句點，媒體很快、回去慣常的女星家暴與五都選舉等「棉花糖」議題酖酖看似龐大、咬下去什麼都沒有酖酖然而因為王女士，廢死這類飽含現代精神的嚴肅議題已經出現於社會討論的地平線，即使目前台灣主流仍不能接受，至少刺激了眾人思考，理解死刑其實不是簡單的「以眼還眼」，而是一項沈重的社會選項。
雖然堪稱最民主的華人社會，台灣對人權的概念仍止於言論自由與政治權，尚未包括對生命權的全面保障。所謂人權國家不只讓人民選總統而已，而是做到中國古籍所勾勒的大同世界，「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翻譯成聯合國人權憲章，即人生而有生存權，每部現代憲法均明文規定，國家功能在於保護並協助人民執行這項自然權利，而沒有權力剝奪。
因此，進入人權討論框架時，廢死辯證其實應該倒反，不是該不該廢除，而是為何需要死刑，社會正義究竟為何，死刑如何成為執行社會正義的必要選擇之一，更須深入推敲細節，誰有權決定、誰的罪行值得一死。討論死刑存廢時，先釐清此點邏輯非常重要，因為這牽涉到個體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以及我們如何想像自己社會的氣質樣貌，畢竟法律的目的即用來維護社會的終極價值。
人權社會與極權社會的最大差異，就在個體是否優先於國家，法律主要用來保障個體生命，而不是為了維護國家統治。一旦思考把個體先置於前，所有社會配置都將改變，政府的角色、權力與任務也跟著調整，國家執行法律的權力來自人民，而不是政府或執政黨。
確認人人皆有生命權的前提，才會理解為何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為何即使是萬惡犯盡的罪人在正式定讞之前，皆有權為自我生命辯護，而社會機制不能輕易啟動去剝奪性命。當陳前總統未經審判即遭羈押，人權團體替他奔走，不是因為黨派信仰，而是為了所有現代公民的法律權益。即便所謂民怨高漲，都不賦與國家任何權力去剝奪一個人的公平受審權。
關於死刑爭議的核心，最需要尊重的是受害者的傷痛。而人權社會的最大挑戰已不光爭取自身權利，更是如何忍痛給予你所痛恨的人類一份與你相同的權利，包括生命的機會。
在取走每份生命的機會之前，我們作為一個社會集體需要理解自己決定的份量和意義。因為，這牽涉我們對自己的認知與期許，而非一兩個殺人犯所能簡單挾持。（作者為作家）
中國時報社論 2010-03-15
前法務部長王清峰因為堅持反對死刑而遭致極大的批評，以致於一提出辭職就火速獲准；先不論法務部長不簽署執行已定讞的死刑，是否合情合理合法，值得注意的是，外界用「婦人之仁」來形容王清峰的態度，連女性政治名嘴也這樣批判王清峰；在王清峰之前也有刻意不簽死令的男性法務部長，但似乎並未得到「婦人之仁」這樣的評語，看來，社會上很多人的刻板印象還是認為不夠理性、過於情緒化是女性的特質。
「婦人之仁」強調的是女性缺乏原則的柔軟心；有婦人之仁不是件好事；這是個負面的詞彙。而相對於「婦人之仁」的用語則是「鐵娘子」，「娘子」與「鐵」說明了一般人對這兩個詞的反差性感受，也就是說，娘子本不該是鐵，應該柔軟甚至柔弱，因此，一旦娘子「鐵」了起來，那可就特別地驚人，特別地值得注目甚至側目，不用「鐵娘子」這種形容詞就顯不出這個女性做人做事的力道之強勁強悍；儘管最早被稱為「鐵娘子」（iron lady）的前英國首相佘契爾夫人自己並沒有不喜歡這個外號，但是一般而言，「鐵娘子」不全然是正面的形容詞，在以男性為主的政治界甚至企業界，「鐵娘子」一詞其實存在著男性有如「牝雞司晨」一般的價值觀：對女性掌權的某種不以為然。
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如果有兩個男性企業家或者政治人物爭鬥，輿論鮮少會用「兩個男人的戰爭」來形容，但是如果有兩個女性企業家或者政治人物相抗，媒體幾乎少不了「兩個女人的戰爭」這種標題。為什麼有這種差異呢？很簡單，在大部分人既定的認知裡，兩個男人之間有戰爭，根本是一個常態、是一個理所當然的事，因為男人的世界本來就是被設定在「競爭」、「搶奪」、「打鬥」的狀態裡，所以無論是私領域的感情，還是公領域的權力、利益，兩個男人使力互搶，不是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事，「兩個男人的戰爭」這種說法並不具備想像力或吸引力，所以人們不會這麼形容。
但如果是兩個女人之間的爭奪戰，管他爭的是男人、孩子、金錢還是權力，一律會被稱為是「兩個女人的戰爭」，而且，只要這種形容詞一出現，立刻就會給人「兩個女人互相抓頭髮、扯衣服」的畫面，增添不少戲劇效果。「兩個女人的戰爭」有賣點，同樣也是因為這不符合大眾對女性形象的基本想像──理當溫柔婉約的女人打起架來、發生戰爭事件，當然很有話題、很具有吸睛效果，所以「兩個女人的戰爭」這種說法，大家用得樂此不疲。
然而，隨著社會價值觀的多元開放，男性和女性的行為模式也有了很大的改變。例如，女人有手帕交，手牽著手的場景並不讓人陌生，但是男人和男人是剛性結盟，手牽手不會是男性之間會出現的場面，但是，為了表現出彼此之間的情義關係，郭台銘和林百里，馬英九和朱立倫，不但手牽著手，還十指相扣；兩個大男人十隻指頭緊緊扣在一起的畫面，從前實在不是很常見，男人之間要表現情義相挺，大概做到擊掌、擁抱就很到位了，男人要手牽著手公開亮相就已經是一件讓人很彆扭的事，遑論十指緊扣。不過，就連被認為是「台灣成吉思汗」的郭台銘都可以和曾經外傳有挖角和搶單心結的「烏龜哲學教父」林百里在媒體面前十指緊緊相扣，看來，在被認為是陽剛、理性的男性世界裡，也開始流行起過往比較常見於女性之間互動方式了──兩個男性企業家和政治人物的十指緊扣，說明如今男人也可以有繞指柔的柔軟表達。
在這個一切表達都要表面化的視覺化時代，檯面上的人物很清楚「表演」的重要，如果要表達跟某人之間存在著善意與緊密的互動關係，單單只有口頭上、文字上的表示，似乎都還不足夠，甚至於，一起出現在公開場合也不夠，還非要搭配一些「形於外」的動作才行，也就是說，要以實際的動作讓外界「看」到兩個人毫無芥蒂，合作密切等。
然而，如果郭台銘可以用跟林百里十指緊扣，來表現出一種男人之間的情義，並且也達到了取信於外界的效果，那麼，為什麼還要用「婦人之仁」來形容主張廢除死刑的王清峰呢？或者，「婦人之仁」的定義也該改變了，缺乏是非觀念的膚淺善意、短線良心，並不是女人的專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