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03月08日──天堂不撤守
陳長文名律師，反對戰爭，更反軍購，也是多重障礙兒的父親，律師事務所的員工盜款，幾乎拖垮事業，驚濤駭浪中鎮定地處理危機，渡過人生的一大難關。
1.天堂不撤守──絕不鄉愿：獨善其身或兼善天下？ 陳長文
1.天堂不撤守──絕不鄉愿：獨善其身或兼善天下？ 陳長文 中國時報2008-09-01
中國時報邀我撰寫專欄，想了近十個欄名，最後決定以我曾寫過的文章中的一句話「天堂從不曾撤守」，濃縮作為專欄欄名。不管是文章中或專欄裡，我想說的是，「天堂」不只是一個場所，更是一種情操、一種堅持、一種期待。社會有許多有高尚情操、關懷弱勢的人，所以天堂存在於人間；有許多人堅持正直、不與惡妥協，所以天堂不會從人間撤守；有許多人從不因負面事件而氣餒、始終抱持著幸福期待，所以天堂暖流可以穿透炎涼世態，直抵人心。
簡單交待欄名的原由，第一篇專欄文章，我想繼續談過去我常常投書報端談的「不鄉愿」這三個字。
我覺得社會可以概分為四種人：兼善天下是最高尚的人；獨善其身者是次高尚的人；次低劣的人是獨惡其身者；最低劣的人是兼惡天下者。
最高尚的人不鄉愿，不僅會以「善的標準」求諸其身，誓與遵行，也會以「善的標準」求諸天下，糾舉不義。這樣的人容易折損，故在社會上，尢其是政治場域裡是少之又少、但又絕對必須。王建？即屬於這樣的人。
而次高尚的人，會以「善的標準」自我要求。但會不會以「善的標準」要求他人則要看情形了。可能看的是「人情」，關係愈深，人情干擾愈重。可能看的是「利益」（包括金錢、權力、名位等等）。有些人不會為「利益」作出不正直的事，卻可能會為「利益」容忍別人做不正直的事。
一位敬業、絕不貪汙的人，面對上司或同事貪汙不法時，會不會舉發？當舉發可能會使他丟工作、無法養家活口時，他可能選擇「沉默」。這仍可以譴責，但會是帶著同情的譴責，因為，他們的選擇不多。
還有一種人當他選擇不鄉愿時，也許他的利益會受損，但他卻有「較大的能力」承受。以馬英九與蔡英文為例。馬英九「自己」有「道德潔癖」，這一點沒有多少人會質疑，因此，他絕不會是另一個陳水扁。蔡英文，從有限的資訊看起來，應該也是個乾淨的人。馬英九與蔡英文至少都稱得上「次高尚的人」。
馬英九對政治場域上自己以外不正直的人或事，會試著改變，但遇到強大壓力時，有時則可能會「獨善其身」地迴避或做一半（例如黨產和軍購的處理）。蔡英文則對陳水扁及其週邊的人涉弊一事，從頭到尾的曖昧、閃躲，令人失望。馬至少還會「試」著改變，蔡卻連「試」的勇氣都看不到。
和其他有生活壓力的人不同者。若馬、蔡兩人在從政之初就堅持不鄉愿，以政治現實論，一個可能選不上總統，一個可能當不了民進黨主席。但他們還是有很多可以安身立命的職業選擇。
此外，當他們「不鄉愿」時，對國家社會的影響力將會是極大的。過去做不做得到不鄉愿先不計較。若此刻開始，馬總統不鄉愿，將會是國家社會更正義、更清廉的保證；蔡主席不鄉愿，將會是民進黨斷絕過往深涉貪腐的強大力量。所以，他們如果鄉愿，該受的責難將大於那些選擇無多，或者代價太大的人。
第三種類型──獨惡其身的人，多半是一些個人犯罪，茲不深論。
第四種類型──兼惡天下的人，是最惡劣的人，陳水扁前總統可謂顯例。因為他的職位、身分，他廣涉貪腐等於為國家社會、他所屬的政黨乃至他的家庭子女，都全面地做了最差勁的示範。
而這四種人中，第三種與第四種難以期待。第一種人，因為個性剛直，要在政治場域中不折損是鳳毛麟角。於是，在追求公義社會的目標上，最該被期待與要求的，將是第二種人，若他們突破過往「獨善其身」的態度，對不公義的事勇敢撻伐。對重振綱紀、促進廉能政風將會發揮極為強大的影響力。
最後，文章中雖然舉了政治上貪汙不法的例子，但不鄉愿抉擇其實在生活與工作的場域中時時會遇到，當同事在業務上犯錯時，要就事論責，還是要顧念情分？當朋友、親人有做不對的地方時，該指正還是該沉默呢？這些選擇都不容易，鄉愿與否，取決的是對自己當為何人的人生態度。
… 陳長文／法學教授 2009/05/25 聯合報
「蓋棺論定」是耳熟能詳的成語。據明史記載，這句話是出自明朝一位清官劉大夏，劉大夏談到為官之道時說道：「居官以正己為先。不獨當戒利，亦當遠名。」接著他又說「人生蓋棺論定，一日未死，即一日憂責未已」。
在劉大夏的眼中，因為人皆有死，所以當官的人活著時，不單單要提醒自己不要為財所迷，同時要想到死後的名聲，要對自己活著時的舉止戒慎恐懼。即便時隔五百年，劉大夏這段為官箴言，仍然擲地有聲。
南韓前總統盧武鉉因為任內涉及貪瀆遭到檢方調查。這位曾經集清廉、勤奮、人權鬥士光環於一身的南韓領袖，以自殺作為人生謝幕的方式，令人唏噓。而看在和南韓民主進程相仿，甚至也同樣發生領導人涉及重大貪瀆案件的台灣，我們特別是掌握權力的政治人物與官員能從這個悲劇中看到、警惕到什麼呢？
盧武鉉的悲劇，讓我們看到掌握權力、面對利益時的人性脆弱。而這種脆弱，加上反貪促廉機制的不完備，使得南韓的國家元首不斷陷入與盧武鉉類似的悲劇循環。而台灣近廿年的政治發展何嘗不是如此呢？蔣經國故總統建立的清廉官風，在繼任者李登輝前總統十餘年的任期內逐漸崩壞，第一次政黨輪替前，國民黨甚至淪落到成為黑金的代名詞；陳水扁前總統不但沒有帶來與國民黨不同的廉能作風，其無所忌憚、不覺羞愧地廣泛眾弊，透過機巧權變的詭辭，更腐蝕重創台灣傳統崇誠信、重清廉的社會風氣。
至於現任總統馬英九雖然長期以來以清廉作風獲得許多支持者的信任，但方才就任一年的他，能否堅持廉潔，則還有三年時間待觀察。鑒於過往猖獗的貪腐之風，我們希望馬總統知道，人民對他有更為積極的期待，期待馬總統過往的廉潔堅持不會只是「獨善其身」式的，更要發揮撥亂反正的擴散力量，扭轉多年來沉鬱的貪腐官風。尤為重要的是，一人一任期的廉正是不夠的，就像蔣經國的廉潔，並不能保證繼任者的風骨，馬英九更責無旁貸的是，要在任期建立完備的反貪促廉機制，確實作到「奠定百年基石」的制度建造工作。
最後，筆者想以劉大夏的一個小故事作結。劉大夏擔任廣東布政使時，前幾任的布政司巧立了「羨餘」錢的名目，中飽私囊，並不記在公帳上。劉大夏就任時，管錢庫的部屬便把這種「成例」向他報告。劉大夏聽後沉默許久，大叫道：「我劉大夏平時讀書，有志於做好人，怎麼遇上這件事，卻沉思許久？實在慚愧！」於是他下令將錢全數入帳，自己分文不取。
即便是以清廉官聲留名的劉大夏，面對一些「邊緣性」（別人也拿了或者看起來好像沒什麼不正當）的金錢誘惑時，也會「沉思良久」。這顯示拒絕誘惑，並不容易，而這似乎也可以投射到盧武鉉身上，他最後選擇自盡以明志，不管對不對，至少可見他仍愛惜名聲。然而，他今天須用如此激烈方式保留名聲，也許是種因於他曾經在一些「邊緣性」的金錢誘惑上，沒有像劉大夏一樣「斷然的切割」。這種「邊緣性」的誘惑最為可怕，它會引誘一個可能原本質性純樸的人，一步步地走向腐化的深淵。
盧武鉉的悲劇，固然令人感嘆，但如果我們能把他當一面鏡子，提醒我們對自己的行為戒慎恐懼，也許，盧武鉉的悲劇，仍帶了一些正面意義！
天壤差別！ 陳長文 中國時報 時論廣場2009/01/19
曾讀過一個有關德蕾莎修女的故事。
有位修女向德蕾莎提問：「德蕾莎院長，我覺得妳免費供給窮人各種東西的做法，是在寵壞這些人。」
全場陷入一片靜寂。
德蕾莎修女卻淡淡地回復：「現在有很多修會都過度寵愛有錢人。所以，如果有一個修會是為了窮人需要而成立，那麼它好好去寵愛窮人，不也是美事一樁？」
德蕾莎話一說完，原本靜寂的氣氛變得更加靜寂。
德蕾莎修女的這段故事，讓我想到中國時報一月十七日的社論「第一大黨的立法成績單不該只有這樣」，讀來實是心有戚戚。如果社論所言屬實，只能說，不知道我們的執政黨到底怎麼了？
立法委員有義務替人民監督荷包，多刪廿億，如果砍的有理，再多砍兩百億，民眾也會額手稱慶。然而，立法院決定增刪廿億後，行政院為了應對這突如其來的增刪，卻拿近貧補助方案開刀，硬是砍了十億。筆者聞之，除了搖頭，仍只有搖頭。
在經濟困頓的此時，政府百億、千億地拿出大把的鈔票，或減稅照顧富人、或做企業紓困照顧企業家、或發消費券不分貧富雨露均霑、或投挹公共建設以擴大內需。這些財政分配，不管是鼓勵企業資金回留、防止企業倒閉潮、刺激消費或內需以減緩景氣的蕭條，背後都有個「經濟大帽子」在，在經濟低盪的此刻，筆者也無意否定這些政策決定。
然而，當政府推出這些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間接的「寵富政策」的同時，我不禁要問，政府的「寵貧政策」在那裡。行政院被立法院統刪了經費，東挪西挪，發現誰都不能也不敢得罪，卻選擇內政部提出的近貧工作方案開刀。表面上砍的只有十億，但這十億可以幫助多少弱勢的家庭，濟其燃眉之急呢？
難道只因為這些「近貧一族」的發聲力量弱於別人，柿子挑軟的吃，就拿他們開刀嗎？
經濟蕭條的洪潮來襲，有為的政府，除了振興經濟外，協助弱勢貧困者安渡洪潮更是不能一刻或忘的天職。大家都知道，在經濟低迷時，最先受到最大衝擊的並不是富裕或小康階層的民眾，而是近貧乃至於赤貧的弱勢者，他們對經濟衝擊的免疫力最低、抵抗力最弱，也最需要政府透過強化社會安全的保護網來施以援手。
無怪乎內政部長廖了以跳腳，拿近貧一族開刀，不管是就情就理、就社會觀感，都說不通！更誠如中時社論言：「要刪近貧預算，為什麼不刪龐大國防預算？」
國防預算當然固然要，卻應有應時應勢的，經濟如此困頓、弱勢如此無依，筆者實在不懂，這時候有什麼道理非要花七五
○億元買筆者稱之為天價包子的阿帕契直昇機，卻去刪除十億近貧族的救命錢？事實上，這只是預算分配問題冰山一角。對於千頭萬端政府預算，馬政府實在應將自己拉上一個宏觀高度，依重要性、依先後緩急進行調配取捨，而不只是依著舊有預算規模，因循抄襲。回到篇頭德蕾莎故事。讓我們有相同感慨是，在台灣，我們對如何「寵富」，似乎從不猶豫，但對如何「寵貧」，相較之卻是千萬吝嗇。該去問問那些因經濟困頓、社福破網而無奈走上絕路的冤苦民眾，這千千億億的國防，這耗資七五
○億元的阿帕契直昇機，到底是保護了他們？還是殘忍的把他們排擠在政府照顧之外，冷冷的把他們推向絕路呢？要知道，成功政府的一項重要指標在它是否照顧了弱勢者。最後，筆者想起高希均教授日前撰文，文中引用艾森豪將軍的話：「每一枝造好的槍、每一艘下水的戰艦、每一枚發射的火箭，最後說來，都相當於對那些飢餓無糧者和寒冷無衣者的偷竊。」艾森豪是一位傑出的軍事將領，仍能摒除軍人本位的提出這樣的剴切之言，我們的政府官員為什麼沒有同樣的勇氣？
找回正面價值 陳長文 中國時報 2009-02-09
討好，以及因著想討好別人而不敢說出真話。這樣的現象，在重視「人情事故」的華人社會，似乎是個常態。這樣的現象構成了社會進步的阻礙，因為當我們為了討好別人，而選擇靜默地看著不對的事情在身邊發生，就等於縱容不公義的事情傷害我們安身立命的社會家園。另一方面，這也是另一種對自我的壓抑與扭曲，久而久之，甚至乾脆放任自己被不公義的人或事所同化，使自己也成為傷害社會的負面力量。
這樣的難處，在經濟低盪的時代，尤其對年輕的朋友來說，會特別凸顯。畢竟，在找工作相對變得困難的此時，如果討好別人可以得到一份工作；或者反過來說，不討好別人可能會失去一份工作時，年輕朋友到底該討好還是不討好呢？
其實，我沒有把握的答案。最多只能說在討好與不討好之間，最基本的道德尺度仍然要拿捏好。對年輕的朋友我可能沒有好答案，但對和我相近世代、年長的朋友，我卻可以篤定的說，不管以前有沒有討好別人，從現在開始，說心裡想說的真話、做真正想做的正事吧。
最近讀韓弟（
Charles Handy）所著的《你拿什麼定義自己（Myself and Other More Important Matters）》。書中有句話很真切：「隨著年齡漸增，你希望討好的人越剩越少，因此，還不如按照自己的了解去說真話，按照自己的意思去生活，只花時間跟那些你看重的人相處。」這句話除讓一般人反思討好與做真我的區別，更適合那些在年紀上邁向人生的後半段，但卻正處在權力巔峰或傲人財富的政府官員與企業家們參考。在某方面，擁有比別人更多的資源與權力的人，是應該要感到欣慰的。並不是為了所擁有的而欣慰。而是擁有這些資源與權力，就等於擁有更大的機會，透過資源與權力，去做很多的改變，去幫助真正需要幫助的人。但遺憾的，這些寶貴的機會，卻時常在權力者的手中白白的流失。
為什麼有些權力者不能好好把握難得的機會，去服務社會呢？這背後結構性的原因值得探討。
看起來，擁有資源的權力者，他能做的事情很多、擁有的決定權也很大，興善或為惡好像只在一念之間。但往往，這些權力者最大的制約，其實是來自於他自己的行為慣性。
大多數人是經過無數次淘汰與競爭而漸漸地擁有權力。而那每一次的競爭與淘汰，其實都像是一個性格的篩子，逐漸地篩除掉人的某部分性格。例如，太剛直而較不鄉愿妥協的人，可能會因為容易得罪人，而出現「逆淘汰」的現象。如果這是一種「性格淘汰」的類型，那麼，在性格的天平上，擁有權力的人就容易向鄉愿而不是敢言的方向傾斜。
那麼，這是不是必然代表悲觀結果，也就是，權力者過去的性格慣性使得他擁有權力，而這樣的性格慣性，也將必然的限制他，使他無法作出與以往慣性不同的改變與革新？我認為未必，特別是對正處在權力巔峰的人，其實是存乎一心的。關鍵仍在於，權力者如何看待手中的權力，願不願意對自己有所要求並做出改變？
說穿了，邁向權力巔峰的人，大多都已進入人生下半場。就算年輕時有所妥協、有所討好，也該收起了。在人生下半場中，應為自己心中的聲音而活，應該要說自己心中真正相信的話，應該要依照良知做真正該做的事。如果說，過去討好別人是為競逐權力。那麼，現在權力既已取得，討好的藉口不就也同時消失了嗎？
最後，登上權力巔峰的年長朋友，如能放下討好與鄉愿慣性，依真我做真事，多引導社會向好的一面質變，那麼，年輕的朋友不但可得到更多的示範，也會因為社會有較好價值環境，而減少那迫於現實、違逆真我的無奈討好與鄉愿。登上權力巔峰的朋友，您以為呢？
沒有題目，也許是最好的題目 陳長文 中國時報 2009-03-09
對於「中正紀念堂與台灣民主紀念館」的名稱爭議問題，總統府日前表示，預定七月前將掛回中正紀念堂牌匾。對此，筆者不禁憂心，一年多前所引發的衝突，以及隱隱然的社會不安，會不會再度重演？
從法律言，政府的作法並無不是，而這也是新政府與前政府最大的差別，或者說是新政府值得信任期待之處：守法。然而，新政府應該再深一步細細思考的是，中正紀念堂牌匾的掛回與不掛回，真的只是「單純的法律問題」嗎？
首先，「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織條例」是立法機關通過的「法律」，前民進黨政府以「台灣民主紀念館組織規程」此一行政命令，將法定的「中正紀念堂」名稱改動，可說是作了破壞法治的最壞示範。須知，中正紀念堂在「法律」上的名字，不是不能改動，只是必須透過立法程序為之，這是最基本的法律ABC。
然而，我們固然不贊成民進黨粗暴非法的手法。但民進黨犯了錯，是不是代表新政府把「中正紀念堂」的牌匾掛回就是「正確的」？這卻未必。
從法律言，該處所的「法律文件」上名稱是中正紀念堂，新政府予以恢復，是盡捍衛法治的責任。但法律上說該處所的名字是中正紀念堂，卻不代表該處所就「必須」掛上「中正紀念堂」五個字。事實上，在「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織條例」的九個條文中，並沒有任何一條明文表示，必須掛上「中正紀念堂」這塊牌匾。換言之，恢復名字是法律責任，但掛不掛牌匾，卻是政府的裁量。而這時，掛牌問題就不再是「法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政府要衡量的是掛牌對社會的衝擊、對特定民眾的情緒感受。
要知道，從感念蔣介石先生事蹟者的角度言，若無他所率領的國民黨軍保衛戍守，台灣大概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事實治理的領土，單此一項，蔣介石對民主台灣的保衛即有卓不可滅的功勳。但我們也應該明白，如果從二二八及白色恐怖時期的受難家屬角度言，蔣介石主政時期的威權統治，正是家族悲劇的源頭。換言之，我們可以找出一千個「理性理由」去辯論蔣介石對台灣有功或有過？在二二八事件中蔣介石有責或無責？但我們恐怕找不到一個「感性理由」去說服、去平復二二八或白色恐怖對一些人民的傷害以及因此而產生情感上對蔣介石的反對。
而這樣的「感性面」，正是執政者所應該慎重面對的。將不合法的「台灣民主紀念館」的牌匾卸下無妨，但掛回「中正紀念堂」牌匾，這將是一個具體的、高度可見的，也因此高度刺激的舉動，將刺痛一些人心中的傷痕，筆者認為或可避免。
或有人會問，那對敬愛蔣介石事蹟的民眾，這樣的「牽就」，豈不是另一種不公平？事實上，不掛上「中正紀念堂」的牌匾，真的會妨礙愛蔣者對蔣介石的憑弔嗎？巨大的蔣介石銅像依然矗立，蔣介石的相關文物也依然展示，即便沒了牌匾，心中認為那是中正紀念堂，那就是中正紀念堂。
不管你愛蔣還是反蔣，或者就只是一個單純的遊客，來到這個沒有牌匾的中正紀念堂，都將可以用自己的想像去詮釋，這個場域紀念的是什麼？何不讓這個場域「留白」，直到有一天出現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名字出現時，再去決定要掛什麼牌匾？倘若一直形成不了共識，就讓這個場域繼續留白，不也是一種更真實的紀念方式？
筆者想以唐朝詩人李商隱寫的的詩作為結論。
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
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
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
幽幽淒楚、真切感人的詩句，令讀之餘味不盡。筆者想問讀者，可答得出這首詩的題目？答案是：無題。正因為此詩無題，所以，每一個讀詩的人都可以自己想像詩的題目。
同樣的，沒有題目，也許是中正紀念堂最好的題目。
陳長文 中國時報 2009-05-18
約半年前，筆者因激烈的網球運動而有血尿的症狀，當時認為可能是運動造成的。最近，在網球運動後再度發生血尿症狀，才警覺到必須做仔細檢查。透過超音波檢查，發現膀胱有一個約○．七公分的腫瘤！在進行進一步檢查後，醫院即刻進行膀胱鏡手術，將腫瘤摘除送驗。
據切片報告：壞消息是，自膀胱取出檢體是惡性腫瘤（癌細胞）；好消息是，取出檢體應是位於膀胱唯一腫瘤，而取出腫瘤僅附著於膀胱表層，此外，腫瘤本質上屬低惡度的。但即便膀胱表層癌細胞已取出，亦無侵入肌肉證明，但為求謹慎，我仍須接受六次的BCG （卡介苗）灌注膀胱內治療，用以啟動自身免疫反應吞噬萬一仍然殘留的癌細胞。
這段短短的兩星期內時間，我同時歷經了驚慌與不安，從得知症狀到確定病情，這中間情緒起伏感觸甚多。我想把這一段時間的心情感想，與大家分享。
「癌症」大概是最會讓人們想到死亡天使的詞彙吧。雖然癌症有輕重之分，初期的癌症，療癒的機會很大。但對罹癌者來說，在心情上，「癌」與「死」兩者，似乎仍有根深柢固的連結。對我來說也不例外，我反覆的從最壞的狀況想到最好的狀況，再從最好的狀況又回頭想到最壞的狀況。
有些事情因為罹癌變得更清楚，會更深一層地去思考，對自己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特別是，如果我的人生真的進入了「倒數階段」。但也有一些事情，並不會因為得了癌症而變得清楚。就如同我一開始知道可能罹癌，而情況並不確定的時候，即便我仍習慣性地、至少在表面上維持冷靜的一面，但在心中，仍會有很多不安，反覆地、時有時無地浮起。這讓我體會到很多的「脆弱」，面對死亡天使，不只人的身體是脆弱的，人的精神與意志，也常常是脆弱的。
比方說，在病情確定後，我開始執筆這篇文章，我甚至在想，醫生說，我的癌症是介於○到一期之間，治癒的機會不錯，因為心情稍安，所以我又繼續撰擬這專欄和關心其它的事；但如果醫生告訴我的是我的癌症已是末期，我只剩下幾個月的生命，那時，我還會不會繼續寫這篇文章和關心其它的事呢？我也沒有把握。
而我也會想到，雖然經濟學家克魯曼讚美台灣健保全球第一，但我們不能因此自滿，在這次經驗中，我感受到我們預防醫學網絡仍有不足之處。診療過程，我才瞭解一般健保給付的中老人健檢，居然不包括超音波檢查。而超音波比較容易看到健康問題，以筆者為例，能及早發現腫瘤即是透過超音波。這部分費用並不高，但主管公共衛生的衛生署，顯然沒有通盤規畫，並沒有把「預防重於治療」的概念落實，特別是老人社會已經來臨的世代。
而健保不給付、或給付範圍不足當然又與資源分配有關。這又不禁讓我再度感慨政府花七百五十億買阿帕契攻擊直昇機，又要再花七百億買黑鷹直升機的荒謬。那些天價經費的零頭，就可以用來提供中老年人腹部超音波健檢經費，可以讓許多罹患胸、腹癌的人早點發現，而不致因延誤治療而斷送了健康、更不論可觀醫療資源的耗費了。
我接著想到，這些年來自己關心的公共議題，有些好像引起了一些共鳴，看到了政務官的擔當，也因此看到了改變，使得一些在不公義制度下的弱勢者，有機會得到較多的照顧；但也有很多事仍如馬耳東風，還是有冷漠的政務官對社會弱勢者的權益敷衍無視，以好官我自為之的傲慢，坐視不公義的事情在社會上繼續戕害弱勢者的權益。國防部對無益卻是天價軍購的一意孤行便是典型的例子。
如果我走上了人生的最後階段，我是不是還要、或還能繼續對這些公共議題「關心」下去呢？又如果把情境轉換移植到政府首長身上，若是他們進到人生最後階段，他們會因此更看清肩膀上的責任？還是更冷漠無情呢？
最後，令筆者感動深切的是，罹病後，醫生、朋友、家人捎來了關心和祝福。對這些祝福，我能回報的只是提醒大家注意健康，定期作健康檢查，並且改善不規律生活作息與不健康的習慣（例如：抽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