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年12月21日國文補充閱讀──「詩外工夫」
洪蘭批評報考醫科的學生崇拜史懷哲，但卻不知史懷哲是那一國人？為此有多種不同回響，尤其質疑「知不知道史懷哲是那一國人
(雖然崇拜他)，與讀醫學系何干？」日前洪蘭於聯合報發表〈為何要了解史懷哲是哪國人〉說明其緣由。追求知識的態度、人生的方向與價值觀都是影響學習與生命的關鍵，陸放翁教兒子：「汝果欲學詩，工夫在詩外。」選了幾篇「詩外工夫」的文章，期望有助於你「學詩」。徐茂瑋 誌
1.文哲：台灣學生 只聽不說怕辯論(摘錄) 林志成／台北報導 中國時報 2009-12-17
德國籍的台大哲學系教授文哲今年得到教育部學術獎，是該獎辦理五十三屆以來第一位外籍得獎者，文哲是數學、哲學雙博士，精通拉丁文、古希臘文、德語、英語、法語和中文，之前曾在德國、美國、印度等地從事學術工作，在台灣已超過八年。他專長康德哲學與美學，今年學術獎評審認為他是天才型學者，研究興趣既廣且有創見。
「我從數學轉到哲學，父母是反對的，但我堅持做自己有興趣的事。」文哲說，數學及哲學他都喜歡，但愛哲學多一點。父母認為研究哲學不能賺錢、工作不穩定，且會被認為是怪人。
文哲也觀察到，台灣的大學生即使有想法，也常不願講出來，他們害怕辯論、擔心意見跟別人不一樣。這可能要往前推到台灣的中學缺乏哲學教育所致。文哲表示，台灣中學生在課堂上就是乖乖的聽，背了一堆老子、莊子(茂瑋案：該是孔子、孟子)的話，卻不知道自己人生要什麼。台灣的中學若有一些哲學教育，讓學生有機會多思辯人生問題，對成長會比較有幫助。
2.洪蘭：為何要了解史懷哲是哪國人 2009/12/26 聯合報
有學生寫信問我：既然他將來是走專業的路，為什麼還需要專業以外的知識？這原因是：「在辦公室所做的事決定我們的收入和地位，在家裡所做的事決定我們是何等人」。
如果一個人的工作正好就是他的嗜好（hobby），那麼，做自己喜歡做的事，還有人付錢給你做，這是最幸福的人生。但是一般人常常是不得不做他必須要做的事。在做完應做的事之後，如果有個嗜好可以來紓解壓力、安撫心情的話，人生會快樂很多。這個嗜好可以是閱讀、音樂、戲劇任何可以寄託心靈的東西，研究已發現，生活有寄託的人在碰到挫折時，比別人更容易東山再起。同時，我們在專業之外所關心的事決定我們是何種人。
在青少年人生方向尚未定型之時，讀偉人傳記是一個非常好的指引。我為什麼會問學生史懷哲是哪國人，不是要看他能不能背出來，而是他如果仔細讀，就會發現史懷哲的國籍是個非常複雜的問題，也是他一生生長的重要問題，因為他成長的時候正是歐洲列強瓜分弱小民族的時候。讀他傳記，不但了解為什麼他會流芳百世，同時也了解了歐洲當時的情勢，國際化不是會講英文而已，它是了解各個國家的民族文化背景，使自己在不同的場合中做出合宜的舉止與反應。
史懷哲出生在法、德和瑞士交界的亞爾薩斯（Alsace），現在它是法國的一省，但是在一八七五年史懷哲出生時是屬於德國（它曾在一八七一至一九一七及一九四○到四二時屬於德國，我們小學時好像都讀過《最後的一課》這篇文章）。戰爭殘酷、難民顛沛流離的辛苦，使他有悲天憫人的胸襟，他看到列強對殖民地人民的待遇，使他發願去非洲為黑人服務，他看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不因膚色、出生地而有優劣之分。一九五二年他得到諾貝爾獎時，德法曾經為了他是哪一國人發生爭議，最後法國贏了，因為史懷哲不認同德國對猶太人的迫害，不願作德國人。
他有濃厚的音樂素養，是著名的巴哈樂曲演奏家，他去非洲時，巴黎的巴哈學會還捐了架鋼琴到非洲，讓他在工作之餘可以彈琴自娛。音樂對他非常重要，每天不論多忙都要彈一下，就像愛因斯坦每天都要拉一下小提琴一樣，音樂紓解壓力，安撫心靈，使他活到了九十歲。
專業以外的涉獵與嗜好使我們的心靈有寄託，談吐風趣，言之有物。人除了專業之外，還有感情，一個人必須先安頓好自己才能去幫助別人，人文的素養或許與他專業無關，卻與他是個什麼樣的人有關。史懷哲不只是醫生的楷模，他是所有人的楷模。只有透過閱讀他的傳記才知道為什他受到後人的景仰，自己才知該如何去效法他。
當一個教授怎麼教也教不完學生一生所需要的知識時，老師能做的就是教會學生思考，指出未來的方向，引導學生走上正途。鏡像神經元的發現讓我們看到模仿是最原始的學習，學生需要有楷模，需要從偉人的傳記中培養出「有為者亦若是」的志氣！
（作者為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
3.楊照：享受知識，而不是勉強吞嚥知識 楊照2009/04/01 聯合報
我曾經在「誠品講堂」開過「西方現代思想名著選讀」的課，一年間三十六堂課，每一堂講一本廿世紀西方經典名著。我在課程裡排進了海德格的「存有與時間」，不能不排，因為西方哲學在海德格之後轉了一個大彎，海德格的重大貢獻絕對不容忽視。不過，要怎樣跟這些大部分沒有哲學訓練基礎，下班或放學後憑藉著興趣來上課的人，談論海德格？要怎樣跟他們解釋最簡單最基礎的前提———海德格分辨「具時間感的時間」與「缺乏時間感的時間」？要怎樣說明海德格推出「存有即時間」的論證過程呢？
我知道我給自己找了大麻煩，花了許多功夫備課，不過走進課堂的那一瞬間，我很清楚應該要預期會碰上的必然狀況———課堂上很多人會聽不懂我在講什麼，所以他們會陸陸續續打盹睡著。
帶著好奇和興趣 學習怎會枯燥
依照平常的習慣，講了整整兩小時的課，中間沒有休息沒有下課，我預期的狀況發生了———發生了一半。從學員臉上的表情，我清楚知道他們沒有聽懂我在講什麼，所有關於時間的客觀與主觀，物理性與空間性，他們茫茫然無法理解。然而，我以為會出現的後半現象，卻奇特地沒有出現。他們茫然不懂，但一個個繼續睜大眼睛，幾乎沒有人睡著。一百多雙飢渴好奇的眼睛一直盯著我看。
這是讓我無法忘懷的寶貴經驗。當一個老師，那堂課我完全失敗了，未能盡到責任將學員們帶進海德格豐富美好的哲學思考世界裡，可是在我的失敗中，課堂上的學員們教了我一項再寶貴不過的智慧。在陌生艱難的知識裡，他們沒有如我擔心地紛紛睡著，因為他們帶著真正的好奇與興趣來上課，好奇與興趣有足夠的力量讓他們睜著眼睛，把不懂的話語照樣熱切地吸收進身體裡。沒有任何人逼他們來上課，甚至沒有明確的功利動機刺激他們來上課，單純出於好奇與興趣，所以他們不會睡著。
一位在社會上備受歡迎愛戴的老師，教會多少人接近欣賞古典音樂，可是他在大學裡開的音樂史課程，學生卻常常在課堂上睡得東倒西歪。他教學生比較不認真嗎？當然不是。那為什麼這樣？「因為在台灣學音樂的學生，通常都不喜歡音樂。」他給我的答案。
為了分數和前途 學習當然無聊
乍聽下覺得多麼荒謬驚人，學音樂的學生不喜歡音樂？但稍微細想，又覺得這說法非但不荒謬不驚人，而且還精確點出了整個台灣教育最普遍的問題。沒幾個學生對自己所學的東西有興趣，更少好奇。他們都不是為了享受知識與技能而去學習的，相反地，學習對他們而言就是勉強的。所以他們動不動就睡著。
他們缺乏的，不是知識，而是更根本的知識與學習準備。從來沒有人教會他們如何enjoy知識的樂趣。沒有人教會他們面對未知時的興奮好奇心情。從小他們學的任何東西都不是為了自己，而是拿來換分數換讚美換前途換賺錢職業的工具。這樣的小孩，當然只會一堂睡過一堂，睡得渾渾噩噩，睡得無聊痛苦。
我們需要的，其實不是生活教育、藝術教育、文化教育，而是享受生活的教育、享受藝術的教育、享受文化的教育，拿掉享受，教育的效果就大大走樣了啊！ （本文作者為新新聞副社長兼總主筆）
4.焦元溥：琴房外的人生課 焦元溥 2009/07/30 聯合報
每當自己與朋友面臨生活中的諸多選擇決定，我總想起兩位鋼琴家。
當我訪問巴黎高等音樂院教授，著名演奏家貝洛夫（Michel Beroff）時，曾請教他如何教學———貝洛夫是鋼琴天才，十二歲就能掌握極其艱深的當代作品。我以為會聽到累積多年的經驗與心得，怎知他竟冷淡言道：「我幾乎都在勸退，要他們趁早改行。」
熱情 能克服天分不足
是天分不夠嗎？「不是」———巴黎高等鋼琴入學上限是十八歲，許多學生不曾思考自己要什麼，只因當年鋼琴是最拿手科目，胡里胡塗報考，考上後也就懵懵懂懂彈下去。「即使有天分，這也是浪費」，他面無表情繼續說，「人生可能無限，根本沒有必要在廿歲前就決定一切。用心探索，及早認識自己並找到真正的興趣，現在正是時候。」
或許貝洛夫真的看多了「乖」學生，但我還是忍不住好奇：如果有學生對音樂充滿熱情卻天分不足，又該怎麼辦呢？
「那有什麼問題！」鋼琴家雙眼突然一亮，「我從來沒有勸退過這樣的學生，還盡一切可能幫助！音樂世界何其寬廣，誰說每個人都該當演奏家？只要真心愛音樂並充滿熱情，音樂必會給予回報！」
我永遠不會忘記貝洛夫那時的神情，而那瞬間煥發的光芒讓我無法再問：那些留下來的學生，最終也得面對僧多粥少，競爭激烈異常的音樂環境。現實不會改變，但有多少人能像貝洛夫般天縱奇才呢？
沒說出的問題，貝洛夫的師弟巴福傑（Jean-Efflam Bavouzet）卻給了解答。
一日，我們約在指揮大師蕭提（George Solti）家中敘舊。蕭提逝世十二年了，其倫敦故居卻一如往常，彷彿主人從未離去。對這位傳奇巨匠，巴福傑最深的記憶是什麼？「有次我在他琴房練習。那時我雖得了不少獎項，也日夜苦練鑽研，卻看不到希望，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裡，也不知道該不該繼續。」當年巴福傑才三十五歲，剛從手傷中復原，對人生充滿疑問。鋼琴家又何其寂寞，得在琴房孤獨面對自己。聽到年輕後輩的茫然困惑，蕭提沒說任何場面話，甚至也沒一句安慰；他只簡單說了句：「There is always room for the top———頂尖的人永遠有位置」。
努力 興趣才能選擇你
從此巴福傑不再徬徨。「既然我選擇了音樂，就要全力以赴。我不再問為何沒有機會，只問自己是不是頂尖，夠不夠資格站上舞台。」今日，他是國際炙手可熱的名家，古典到當代作品都有深刻研究，曲目之豐更遠遠勝過諸多同儕。
「興趣可以讓你選擇人生方向，但只有努力才能讓興趣選擇你」———巴黎高等畢業、國際大賽得主，都不是演出（甚至是生活）保證；找到興趣，並為自己的興趣認真不懈，音樂如此，其他科目或許也相去不遠吧！ （作者為倫敦國王學院音樂學博士候選人、大英圖書館愛迪生研究員）
美國華裔舞蹈家王仁璐日前來台，曾就「俞大綱先生與我」，在北藝大做一場演講，回憶四十三年前二十出頭的花樣年華，在俞大綱先生影響下，為台灣現代舞首次發聲的過程，仍然充滿感動。當年在美國醫學院受過專業醫師訓練，卻又在瑪莎葛蘭姆舞團發出光芒的年輕舞蹈家，從美國回香港探親，因事在台北逗留，而有機會跟俞先生見面。這位文史學者、戲劇家鼓勵她為台灣的現代舞做點事，理由與瑪莎葛蘭姆給她的啟示相同：傾聽祖先的腳步！
俞先生為王仁璐在耕莘文教院舉辦為期四周的現代舞講座，談她親炙瑪莎葛蘭姆的經驗，並示範現代舞表演技巧。課程進行到第三周時，俞先生「額外」要求王仁璐做演出，讓台灣觀眾面對瑪莎葛蘭姆與現代舞。於是，戰後台灣一場極重要的現代舞公演就這樣在台北市中山堂演出，節目內容包括《白娘子》、《眾相》，皆由王仁璐自編自舞，並結合作曲家（許常惠）、國樂家（莊本立）、劇場藝術專家（聶光炎）、年輕舞蹈家（陳學同）與京劇演員，是一次難得的跨界演出。
王仁璐那一場現代舞講座及演出，對台灣舞蹈界影響甚深，但「現代舞是什麼？」批評聲音也不少。當年的台灣仍處於威權、封閉的年代，走過日治時期、曾至東京學舞歸國的台籍舞蹈家（如蔡瑞月），早已被邊緣化，而以教民族舞蹈、芭蕾舞為生。「正統」的中華藝術，跟台灣藝術互不統屬，與受現代主義影響的文學、電影、戲劇
…，也沒有太多交集，藝術文化界各有發展脈絡與因應政治高壓的生存之道。俞先生在關鍵的年代扮演關鍵的角色，他思想開放、態度積極，在台北市館前路的小辦公室大門永遠敞開，上課的研究生以及前來請益的藝文界人士絡繹不絕。在那個政治意識掛帥，幾個人在一起「讀書」都可能被羅織入罪的年代，出身名門的俞先生（兄長俞大維、姊夫傅斯年、表兄陳寅恪），每天大部分時間都在跟後生晚輩談文論藝，他以親切、自然的身教言教，鼓勵年輕人勇於嘗試，從創作中累積能量。透過館前路這個小小藝術沙龍，台灣的傳統藝術有存活契機，現代藝術也有發展的環境，新舊之間更有不少對話、合作的機會。
人的一生能否幸遇「貴人」或良師，可遇不可求，「貴人」教人避凶趨吉，把握功名利祿，良師未必有富貴之道，卻能發人深省，成為社會文化進步的推手。六、七
○年代的台灣，像俞先生這樣的學者、藝術家並不多見，三十年來尤其稀少。俞先生不是舞蹈學者、更不是舞蹈家，但王仁璐能為台灣現代舞寫下新頁，起因於兩人的巧遇。當年還在政大新聞系讀書的林懷民從王仁璐的講座與演出中受到啟發，幾年後創辦雲門舞集，俞先生更是關鍵人物，此所以王仁璐至今對俞先生懷念不已，也是林懷民與所有曾跟他接觸過的我輩念茲在茲的原因。 （作者為台北藝術大學教授）
社論－洗碗背後的教育問題
中國時報 2009-09-20台大校長李嗣涔在對該校新生致辭時表示，現在的孩子常有拯救世界的遠大志向，卻少有幫父母親餐後洗碗的貼近關懷。這樣的觀察相當接近事實，也引發了若干後續討論。許多分析的焦點都集中在評論現代子女之好高騖遠；這樣的見解不能說錯，卻忽略了這個現象背後的結構性因素。
孩子餐後幫父母洗碗，當然是體恤父母賺錢、做飯辛勞的貼心表現。李校長所指，應該是指子女誠於中、形於外的自願服務，而不是父母親「洗碗一次一
○○元」的利誘行為。廣義而言，無報酬地幫忙父母洗碗是家庭倫理的具體呈現。為什麼今天孩子們沒有這樣的倫理觀呢？這倫理觀要如何培養呢？我們認為，此中有社會文化的大問題，值得進一步解說。一般而言，子女要有體力與心境幫父母洗碗，應是在國中、高中階段最有可能。孩子在國小時心智相對不成熟，不容易孕育其回饋與幫忙觀念。至念大學時許多子女都已住校離家，也不容易再有做家事的客觀需要。然在國高中階段，雖然子女大多住在父母家，但幾乎所有台灣家庭的子女都受到「升學」情境的一元化壓制，就算父母親想要求子女練習洗碗，恐怕也很難做到。
以國中生具體的一天活動流程來看，我們就更能發現問題的癥結。孩子們每天早上最晚七點鐘就得出門，才能趕上班級的打掃與早自習。一天八、九堂課，加上各種小考，到傍晚只能在學校附近吃個便當，就得匆匆趕赴補習。補習班下課返家已是將近十點，父母親想到子女明晨又得早起，怎麼忍心把碗留給這些疲累的孩子去洗呢？到了周末，孩子們通常還是有兩、三個半天的補習課或才藝課，日子與平常上課期間相差不大，也沒有多少在家體驗家庭生活的機會。即使是暑假寒假，學校也會排上忙碌的進修或寒暑輔導課程，孩子們的生活也還是以學校與課業為中心，與平常沒有太多改變。
我們要強調的是：對絕大多數的台灣國中與高中生而言，他們是沒有多少「家庭生活」的機會的。一般而言，一個人的成長歷程會受到三種重要外在力量的型塑與約制，其一為家庭、其二為學校、其三為政府。在幼童階段，通常是家庭的角色較重；在成人階段，則是政府的影響較強。而在六歲至廿歲的密集學校教育階段，學校與家庭的角色往往交錯影響，共同型塑孩子們的人品、人格。但是在台灣這樣的扭曲社會，由於升學競爭主宰了青少年的主流進階環境，家庭的角色自然退位。整體而言，青少年的家庭生活時間極少，當然更談不上什麼家庭倫理的孕育了。
對許多現代國中與高中生而言，「家」似乎只是個不用繳房租、不必付飯票的包伙旅館。孩子們幾乎沒有機會目睹父母賺錢與燒飯的辛苦，當然也就不可能產生分擔飯後洗碗辛勞的心境。家庭旅館的主人其實也不只是提供食、宿；他們往往對孩子們有極高的期待
─倒不是期待子女因為住屋而回饋金錢勞務，而是期待他們考上個好學校，光耀門楣。因此，如果為了磨練子女們飯後洗碗，而耗損了他們半小時的讀書時間，對父母而言也是不划算的。於是，子女迫於升學壓力，遂沒有機會體驗家生活；而父母又把子女升學置於第一順位，在成本效益上也不打算浪費子女時間。供需雙方的意願都不強，彼此意興闌珊之下，子女洗碗與否根本不是個重要的問題。長此以往，就產生了今日的惰性與無奈。沒錯，台灣的子女似乎欠缺家庭倫理，但那是因為他們在青少年階段根本沒有什麼家庭生活。李校長講話的對象是台大新生，但那是他們在國中、高中時就已然型塑的習慣。坦白說，不洗碗不是家庭問題，而是教育問題；不是大學生主觀的怠惰，而是社會對青少年升學壓力的結果；不是台大的問題，而是教育部的問題；不是日常生活的小扭曲，而是升學結構的大病態。
2009/11/26 聯合報
中國時報【林上祚／台北報導】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昨日出席前
開獨立咖啡館或許賺不了大錢（但連鎖咖啡館卻可以發展成跨國企業），然而為什麼全世界仍有不少人夢想要開個小咖啡館呢？因為，人們想的不只是賺錢，而是賺到一種生活。
開獨立咖啡館是一種生活態度，絕不像企業家郭台銘先生所說的島國思維，世界上有兩種島，一種島是浮島，這樣的島和整個大陸沒有牽連，世界上也有的生意，除了賺錢外，和社會、人生並無太多的關連。但還有另一種與大陸連在一起的島嶼，夢想開咖啡館的人，都以為他們的工作可以提供其他做夢的人一個美學、思想、藝術、政治開放的空間，他們的咖啡館也許只是城市裡的小小島，卻是和整個社會文化聯結的島嶼。
郭台銘‧布拉格‧聯合咖啡館
郭台銘先生的企業做的很大，也許忙到在世界各國飛來飛去時，都沒時間在那些國際城市裡的獨立咖啡館小坐片刻，因此他也許也不會知道他擁有古堡的捷克首都布拉格的「聯合」咖啡館曾經是布拉格人多麼重要的思想基地，提供好幾個世代的人們用詩、小說、冷笑話去對抗各種形式的極權。
開咖啡館也絕非住在島國的人才會有的思維，世界上最早、最蓬勃發展的咖啡館文化都在歐洲大陸而非島國，不管是巴黎的「花神」、「兩個蒙古人」，或是維也納的「哈維卡」、「中央」，羅馬的「希臘人」、柏林的「狂想」，都是只此一家、別無分號。咖啡館的主人並不想把咖啡館經營成連鎖企業大生意，他們只想提供一個讓作家、畫家、舞者、哲學家、音樂家、演員以及普通市民都可以高談闊論、靜坐沉思的家，他們的小生意既不汙染環境也不掏空金融，不要以為這些賺錢較少的生意人對社會、民生的貢獻一定小過大企業家，像巴黎的花神咖啡廳對觀光客的吸引力，並不小過重金打造的艾菲爾鐵塔。
開咖啡館也並非年輕人專屬的夢想，許多中老年人也有同樣的夢想，只是年輕人比較敢做夢，也比較願意把夢想說出來。我認識一些實踐了他們的夢想的各個年齡層的咖啡館主人，也許是個只擁有十幾個位子的小咖啡館的中年主人，賺的錢足夠養活自己，他在努力做好咖啡達人的同時，還可以組團玩樂器。另外兩個年輕的碩士畢業生，拒絕去當上班族，她們開的咖啡館還提供年輕人免費展覽的空間，她們也有心情繼續作畫，目前還有空上課學習做木工家具。
開咖啡館是少數可以結合生活興趣的工作，也許不見得非是一生一世的工作，但村上春樹如果不是先開了十幾年的爵士咖啡酒館，恐怕日後很難成為寫挪威森林的人，如果許多城市裡沒有願意開小咖啡館的人，那個城市不管再有錢，都只是一個內心空虛的城市。
周夢蝶
‧黃春明‧明星咖啡館我的香港、上海朋友，從藝術家、學者到企業家等等，來到台北，最驚嘆的就是台北的小咖啡館文化，從明星咖啡館成為小說家黃春明、詩人周夢蝶等等的工作室到現今城南新一代年輕知識分子聚集的小咖啡館，在這些地方，最能看見台灣的文化、創意與民主、獨立的生活態度。
中國大陸也許這幾年經濟大躍進，但如果大陸各城市不能開出夠多有文化的小咖啡館，沒有人會說那裡會是生活的好地方，因為那裡的人或許還只懂得賺錢，而不懂賺生活。
（作者為南村落總監、生活美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