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年3月2日李連杰於北大演講&重溫聖嚴法師生前的一席話

1.李連杰於北大演講

2.《焦點人物》亂世中身心安頓的力量──重溫聖嚴法師生前的一席話2009-02-09/商業周刊

李連杰於南亞海嘯與死神擦身而過,決心與紅十字會長久合作,提倡「心靈陽光工程」,且聽聽小學都還沒有畢業的李連杰帶給北大學生什麼樣的心靈智慧。再者,以〈亂世中身心安頓的力量──重溫聖嚴法師生前的一席話〉學習聖嚴法師的智慧,安頓自我。 徐茂瑋誌

1.李連杰於北大演講

李連杰:同學們好。(掌聲)新聞界的朋友好,紅十字各位的朋友、領導,我都不能稱為領導,因為我們是心靈上的朋友,所以我就說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你們好。其實演講不敢當,一個小學都還沒有畢業的人,站在最高學府的講臺上,不夠資格,不夠資格去演講。我真的小學沒有畢業。1971年上小學,在北京一個廠橋小學在北京念了一年級就被人抓去練武術,一練武術就沒有時間學習了,因為那個時代標榜的是不學習。我只能夠用我人生的經歷去簡單地給大家介紹一下,希望跟大家分享我人生中的感受,如果這些感受能夠對同學們有幫助的話,你就聽一聽,如果沒幫助,你就笑一笑,胡說八道了,李連杰亂說。(笑,掌聲)

我在北京出生,兩歲沒有父親,有兩個哥哥,兩個姐姐,我簡單介紹一下,我八歲的時候練過武術,為什麼練?全世界的記者問過我無數遍,我真不知道為什麼練武術,因為那個時候就被學校介紹到那個體育學校,教練說你是練武的材料,所以在那個時代,是幸運之星選了我還是我選了幸運之星,搞不清楚。第一個月拿冠軍,我自認為還是蠻刻苦的,所以三個月後我拿了中國的冠軍,是少年,在12歲的時候,不分成年、少年,18歲以下,我站在講臺上的時候,第二名比我站在那兒還高。其實沒有什麼自己個性或人生觀的表現,完全是聽從領導、大人、老師的安排,一直在成長的過程中。我連續拿了五年的冠軍,但是有幸的是,在這五年當中,從11歲開始,我有幸代表中國開始去全世界訪問,比如去美國,在1974年的時候見到尼克森,在74年到79年這五年當中,我去過非洲十幾個國家,歐洲很多國家,伊拉克、敘利亞都去過,亞洲大部分國家都去過。從我看到的人的感受當中,我從11歲開始,不完全相信大人講的話,因為大人給我講的是某一方面,但是我看到的某一方面是大人講的,但是另一方面大人沒有講的我也看到了。一個小孩子,11歲,中國那個時候只有一個北冰洋汽水,只有一種霜淇淋,你到美國看到十幾種霜淇淋的時候會心動的,都會有一些想法。

一直到16歲,我開始越來越有主見,因為我覺得,大人說的既然不全對,我就自己選擇自己的人生吧,因為我已經拿了五年冠軍了,再拿下去,第六年,第七年,總有一年被別人轟下來,所以我就選擇了拍電影,一個電影就改變了人生,從17歲開始拍《少林寺》,一部電影還蠻成功的,結果就造成了今天我回到北京或者上海,任何一個人都說,我小時候就是看你的電影長大,今天紅十字會的會長,好像快60了,說我小時候就是看你的電影長大的。(笑,掌聲)我說,我很小很小的時候就拍電影了。拍電影以後,遇見了人生中最大的衝擊,因為不光是肉體上,我在接近你們這個年齡的時候,開始對人生產生了很多的不瞭解和痛苦的感受。比如我成名了,一夜之間成名,那麼就自以為是了,自以為很了不起,雖然表面還戴著謙虛的面紗,但是內心裏覺得「嗯嗯嗯」,(笑)很得意的。第一部電影拍完了,我是一天一塊錢的人工(指酬勞)拍《少林寺》,但是拍完以後,突然有一個人拿了600萬的支票給我,600萬,在1982年。要我拍兩部電影,600萬,在那個年代裏是多麼大的誘惑,真是太美了,我真的很想拿,但是不行,你屬於單位,你屬於國家,你要回來,拿了的話就要全部上交。不是這個年代,所以大家其實很幸福。

對一個年輕人來講,不能拿,這個事情是蠻殘酷的。完了以後我就回來,聽領導的話再拍第二部電影吧,第二部電影,一天兩塊。第三部電影三塊。你說這對一個年輕人的心理打擊是蠻大的,同時,自我中心逐漸的膨脹,完全是以自我中心的角度來看世界,對社會,對老師,對長輩,對很多東西都覺得不公平,覺得你們對我不公平,真的,在19歲以後,一直到二十四五歲的時候,全部是以自我為中心,對社會不滿,但是不敢表現,不敢講,因為講了以後會挨批評。經過了這一段時間,到了後來,90年代開始,因為自己做了老闆,去拍電影,突然之間換了一個角度去看生命,因為以前我是打工的,我整天管人家要錢,要這個要那個,但是後來,自己做了老闆,就發現,你怎麼管我要這個,你怎麼管我要那個?每個工人都開始重複我以前做過的事情,這個階段雖然經過了肉體上、精神上的衝擊,因為我拍了《少林寺》以後,腿斷了,非常嚴重,我住在咱們北大的第三附屬醫院,當時七個小時的手術結束以後醫生告訴我,我們能保證的就是告訴你可以完整的走路,至於能不能拍電影不知道,但是我們可以開一個三級殘廢證,你可以拿這個殘廢證在你的一生中做一個因工受傷的保證。作為一個19歲的人,差不多全亞洲都知道我很輝煌的時候,功夫很了不起的時候,我自己會面對人生最大的坎坷,都不能確保我還能不能跑、跳,那個衝擊是蠻大的,在我的人生裏。八十年代整體來講,是自我中心、自我膨脹、自我痛苦的一個很長的階段,一直到我90年代的時候才開始慢慢理解,我經過每一個年輕人都想經過的階段,為自己的名、利、物質奮鬥的過程,我完全理解,我也很同情每一個人在這個過程當中所要面對的問題。

到了90年代以後,我開始思考。開始思考我所學的武術,一直就告訴我有陰和陽兩方面的東西,但是我似乎總站在陰的一方面去考慮人生,那麼也就是以自我為中心。有一個很大的事件發生,那時候在香港,我正在拍《東方不敗》,跟導演有問題,跟電影公司有問題,等等的問題出在一起。那個時候人們說,你跟徐克導演那麼好的拍檔,怎會出現問題呢?但是你有一個立場,我有一個立場,肯定會有問題,不信你看,老師和學生有點問題,太太和先生有點問題,我有我的觀點你有你的觀點,陰陽不和,有問題。當時我記得很清楚,記者問我,「你應該很感謝徐克,把你培養出來。」當時我回答說,我那個時候對中國哲學已經很喜歡,雖然我沒讀過,包括陰陽的觀點。當時我說,如果要感謝徐克,我完全同意,但是第一件事要感謝的是我的父母,因為沒有他們,就生不了我;第二件事要感謝的是我的國家,因為他們選擇了我去學武術,第三個感謝的是我的教練,他培養了我,第四個感謝的是《少林寺》的導演,他發現了我,第五個感謝的是很多的電影公司都請我拍電影,第六當然要感謝徐克導演。這是我站在「陽」的立場上去講一個感謝的觀點,但是我同時回答記者說,我想從陰的那一面再說一次,我沒想來這個世界,是我媽媽我爸爸一開心就把我弄來的。真的,可能不斯文,但真的不是我選擇來的;第二,是國家希望有人才,覺得我是那個人才才把我選上的;第三,我教練也希望選出一個全中國的冠軍,培養一個冠軍,也不是光培養我一個,我就是挺有天分的才把我培養出來,我也有立自己的功勞對不對;電影的導演選一個主角,這麼多年輕人不選別人就選你,說明你有這個天分才能做這個主角。所以我有這個天分,做這個主角,到後來電影公司發現我能幫他們賺錢才選了我,徐克也知道我能夠演繹這個角色才選擇我。所以,原來站在陰和陽兩個不同的角度看同一個問題的時候,答案是不一樣的。我也從這個角度裏開始瞭解生活、瞭解生命,以至於我後來在香港的發展,去美國工作了幾年,後來去歐洲工作了幾年,一直到現在,已經改變了我人生的一個基本觀點,我不習慣站在某一個角度來看問題,我喜歡在兩邊晃來晃去,我希望瞭解中國人想什麼,我也想瞭解美國人想什麼。因為只要大家作為一個人,有一個立足點的時候,你就會有自己堅信的思維方法,但這並不是真理。對面的那個人,因為他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東西,他會說出跟你相反的論調,但它也不是真理。所以生命不是一條路走到底,所以我一直堅信我們人類是一個「圓」,因為無極,無極就是一個圓,有了圓以後有了天地,叫陰陽,天地有了四相,之後有了八卦,八卦六十四相演變出整個人類,如果太自我為中心,這是我個人的經驗,就會有很多痛苦,拋掉自我中心的時候,就會非常快樂。這是我目前經常在做、經常在學的事情。

我講話很悶,對不起。(熱烈的掌聲)

講的很悶的時候我就告訴你,其實97年的時候我想退休,因為我發現,物質不能滿足我心靈上的要求,因為我從七十年代,一次出國給母親買一個手錶,第二次就買一個手錶給姐姐,後來給哥哥,後來覺得不過癮,我努力去賺錢,買一個自行車,後來每一個兄弟姐妹都有自行車了,後來就買電視,彩電,那在七十年代是非常威風的事情,後來就買了冰箱、洗衣機,到後來買了房子,無限的為家庭做,為自己爭取,當然自己也在買更好的。到了一定的程度,當然會有汽車,有房子,有權力,有欲望,但是你發現,不光是我自己,物質不能完全滿足我的問題,解決我內心的痛苦,周圍的人也不是,我有很多很窮的朋友,有很多非常富有的朋友,非常非常富有,但是他們也痛苦。我覺得,造成人類痛苦的原因原來不僅僅是物質,物質到底是什麼?心靈又是什麼?我在那個時候就開始覺得,不行,這個東西不是我要走的路,我要去尋找生命的意義,到底是什麼。真的,我覺得物質,在某一個階段是相當重要,沒有這個東西,我們不能專心讀書,我們不能專心的照顧家庭,我們不能專心的做一件事情,在某一個階段是非常重要,但是跨過那個階段以後,就是本質不變、量在變了。因為這個觀點是,有的人有一千塊錢一個月就開心了,有的人希望五萬塊,有的人希望五十萬,這是一個量的區別,你給他一千塊給五十萬的人,他不會開心的,所以錢和物質並不能使每一個人開心,但是欲望又是無止盡的,我經常開玩笑,就算在座的,如果真指望發財的話,我們每一個都是李嘉誠,但是往前一開,還有一個比爾蓋茨,更有錢,怎麼樣比比爾蓋茨更有錢?所以我覺得物質不能解決心靈的痛苦。所以我開始變成了一個佛教徒,重新來看宇宙,看生命,看物質結構是什麼,心靈結構是什麼,從這個當中找到很多快樂。

「武力可能是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但一定不是唯一的方法,暴力能夠征服別人的肉體,但永遠征服不了別人的心,只有愛。真的,只有愛的力量,才可以征服整個人類的心靈。」

現在我們講回主題。因為我是一個佛教徒,所以2003年的時候,我無意中看到一個新聞,看到以後我非常震撼,2003年,中國好像有28萬人自殺了,當時我就想,20多萬,每一個人有十個兄弟姐妹,父母、爺爺奶奶、同學,那就是十倍的痛苦,幾百萬人在痛苦。我覺得,我能做什麼?因為當你探討心靈的時候,到了某一個階段你會瞭解到,真正生命的意義是什麼,如何去關心這些人,如何用我的能力所及為社會做一些什麼,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所以我就決定,通過一部電影,《霍元甲》,去闡述我42年來所走過的心理歷程,希望這個電影能夠告訴人們「自強不息」,不是我提出來的,是霍元甲提出來的,如果這個問題重新再探討一次,從不同的角度來看生命,可能會有不同的結果。因為年輕的時候我也經歷過,常常以自我為中心來定位去看社會,去看生命,我的老師怎麼樣,我的同學怎麼樣,誰對我好,誰對我不好,習慣以自我為中心了。如果可以提早地站在不同的角度看一看生命,我們才能真正瞭解,什麼是我想的,什麼是我真正需要的。因為真正想得到和真正需要的未必是一個正題,如果說我非常希望得到一個賓士,但是當你擁有了賓士,也會有賓士的麻煩,因為保養也很貴,保險也很貴。所以任何一個東西,只是量的區別,本質並沒有變,我之所以重複是量的區別。我有朋友是做總統,做總統也有總統的痛苦,做明星也有明星的痛苦,但是很多朋友會說,我情願做總統,做明星,那個痛苦我喜歡。(笑),真的,我不是說這個方向不好,這個方向非常好,但是你要瞭解,在好的背後的付出是什麼,多幾個角度來看生命,他們燦爛的背後有多少痛苦,你看到多少明星自殺?我還是很尊重他們的選擇,但是我認為那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我只能說我尊重他們,但是我只提倡這個東西,因為在任何一個宗教,不管是佛教、天主教還是基督教,等等經過長時間的考驗的宗教裏,都是反對自殺的,因為自殺只能把肉體的痛苦暫時解決掉,並沒有結束。是不是越談越遠了?(笑,掌聲)

我拍《霍元甲》完全是一種責任感,我覺得人,大家的學問都比我好,我們既然是「心靈陽光工程」,我們先要瞭解心在哪裡,心是什麼,我們對物質已經很瞭解了,每天的廣告都有,說的都是各種物質。但是物質的本質是什麼,我們都在探討,但是心是什麼?我有一個親戚,我侄女,在你們北大醫學系讀書,我想從醫學的角度來瞭解一下,你把我解剖了,把站在這兒的李連杰解剖了,把心拿出來,是一顆心,每一個身體的部位分解的時候,都有一個學術的名字,這個名字裏,找不到一個「李連杰」,也就是找不到我們的「心」在哪兒,到底是這一塊功能控制我們的思維還是這一塊呢?其實這是幾千年來都在探討的,到底哪一個部分裏才是我們控制思維的重要部分?當我們瞭解了我們的心在哪兒以後,我們才能夠讓心自由,你發現當心自由出來的時候,我個人的觀點。人們說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寫作自由、宗教自由等等,但是我看到很多所謂自由的人裏,心並沒有釋放出來,為什麼?因為心已經變成物質、名和利的奴隸了。為什麼呢?因為我一旦需要什麼,沒有這個我就會痛苦,有了這個我希望有更好的,我還是做它的奴隸,別人說我好,我開心,別人說我不好,我就難受,你是不是活在別人的語言裏,你是不是活在傳媒裏?別人寫我不好我就痛苦,別人寫我好我就開心。這還是變相的生活在別人的陰影底下,怎麼樣才能夠釋放心靈,把最好的東西釋放出來。我覺得人類,不管是中國人、美國人、全世界的人,作為人共同的追求目標就是幸福、快樂,這是人類共同追求的,但另外一個東西是大家共同認同的。人是生活在人群裏,人群裏就需要關心、愛和付出。(掌聲)

連簡單的動物都瞭解普通的保護和愛,我作為一個動作演員,在過去幾年裏,最近幾年我經常在強調,其實我針對的很重要一部分是針對美國的觀眾「暴力不是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我不停的希望我的作品裏能帶動這種思想。其實《霍元甲》有一個蠻重要的資訊就是告訴大家「武力可能是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但一定不是唯一的方法,暴力能夠征服別人的肉體,但永遠征服不了別人的心,只有愛。」(熱烈的掌聲)。真的,只有愛的力量,才可以征服整個人類的心靈。

再一個問題就是,今天上午還有很多傳媒一直在說,「李連杰,你拍那麼多電影,以前的《黃飛鴻》那麼好,你到美國以後拍了很多不好的電影。」我承認,在熱愛我的中國觀眾裏,並不滿意我近期的作品,但恰恰相反的是,在地球的另外一端,美國和歐洲,恰恰喜歡我近期的電影。一個問題,兩個答案,我就說,我要拍什麼樣的電影,到底是只給一部分人看還是給世界上所有的人看?我認為,我作為一個中國人,從北京這塊土地長大的中國人,在五千年文化養育下的中國人,我要做的事,就是告訴全世界的年輕人,中國人不只是功夫好,中國人不只是會打架,中國人有非常大的胸懷去包容各種文化,包容不同的政見,不同的信仰,把愛的資訊傳遞出去。這是我真心思維的方法,我也希望在你們這一代裏面,把這個思維的方法帶到全世界去。(熱烈的掌聲)

民族主義思想非常好,因為我們團結起來,在這塊土地上長大,隨著我們中國經濟越來越強大,周邊的很多國家很多都不舒服,周邊突然有了一個強大的人。如果能夠符合我們的國情,一度擴大延伸到紅十字會的精神,世界上哪裡有痛苦,哪裡有中國人,不僅僅是以前的世界上哪裡有人哪裡就有中國餐館,我希望改變為哪裡有痛苦哪裡就有中國人,這是我們的祖先希望我們做到的,再把這個精華提煉出來,哪裡有痛苦,哪裡有快樂,哪裡就有紅十字會,哪裡就有中國人。這是我一個人的力量做不到的,每一個個體,每一個人都可以出一點點力,就有機會顯示我們中國人真正的胸懷。(掌聲)所以,接下來我會希望繼續和紅十字會合作,從這五十萬開始,我要再倒回來講,其實出名的是我,出錢的是我太太。(笑,掌聲)一個女人,站在男人的背後,我覺得很感謝她,拿出錢來,作為一個母親去關心青少年,去關心整個社會,也希望通過我這個公眾的形象能夠帶動更多的中國人關心青少年。其實用一個智慧的眼睛看,就像一個身體,五大洲就像你的心肝、脾、肺、腎,因為這個地方感染的時候,比如非洲,早晚會把病傳染到你的全身,如果這個地方不理,遲早會把病傳染到全身。我看到很多的年輕人對我們民族有熱愛,我很高興,同時我更希望大家能夠站在整個人類一體化的高度上去看社會,這才是我們的祖先會開懷大笑的原因。因為從來沒有站在那兒講過一般都是坐著,人家問我回答,看看有沒有三十分鐘了。(笑)

我希望跟紅十字會長久合作在於我曾經在去年海嘯的時候跟死亡擦身而過,海水在我這裏,大家可能聽到過很多次,不過沒死,但是死亡的震撼還是很大的。回來以後我就希望創立一個基金,這個基金叫「壹基金」,我想從中國開始,因為我在香港做了,在美國也做了,但是各地的法律不同,我們要按法律做事就要按手續做,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成立這個基金,每個人每個月出一塊錢,滴水變成大海,這是愛的大海,可以從中國開始,一直延續到整個人類,這個錢要很透明度的交給紅十字會的心靈陽光工程,當然還有一部分是用於自然災害的。差不多了,如果你有什麼問題我能夠回答的,我一定會誠懇地回答你們的問題。謝謝。(掌聲)

2.《焦點人物》亂世中身心安頓的力量──重溫聖嚴法師生前的一席話2009-02-09/商業周刊/1107期/P.073

二月三日,聖嚴法師辭世。二○○一年,台灣人首次面對經濟負成長,失業率創新高,對未來惶惑不安。當時本刊特別專訪聖嚴,談亂局中如何安頓心靈。當年他的智慧之語,如今讀來仍十分雋永,更具有安定的力量。

人生都會遇到各種困境,我在十三歲時出家,但國民黨自大陸撤退時,我卻還俗從軍,為什麼呢?因為我覺得中共信仰唯物論,在中共統治下,宗教是沒有任何空間的,如果留在大陸,我一定會被迫還俗,再也沒有接觸佛教的機會;如果暫時還俗,跟隨國民黨軍隊來台灣,我知道,有一天一定可以再回到佛教的懷抱,因此,我還俗時,心裡很踏實。在軍中遇到各種困境,我都以出家人的修持去面對它。雖然我是入世當一個軍人,但我是以出世的心態處世,在軍中我都不掩飾我是出家人,與大家相處也很融洽。

我在日本留學寫博士論文時,剛好遇到日本要與台灣斷交的變局,由於中華民國的護照將得不到日本承認,當時的留學生都惶惶不安,放下學業到處打聽各種消息,小道消息越多,人心反而更慌亂。

火還沒燒到你,不要怕,燒到了,再避火還來得及!

在混亂中,我反而安安穩穩的準備我的論文,上圖書館查資料。我的想法很簡單,等到要將我強迫遣返時,我就走人,否則我還是做我應做的事,心不亂才能做事,我就向同學說:「火還沒燒到你,不要怕,燒到了,再避火還來得及!」但是大家都聽不進去。亂了近半年,局勢明朗了,台灣同學的學業沒有任何進展,但是我的博士論文卻已完成了大半。

從軍十年後,我在三十歲時退伍,再度重新出家。當時台灣的出家僧人大都替人唸經、超渡亡靈,這樣做僅能餬口,沒有未來性。因此我選擇往高雄山中去閉關修行,當時根本沒有錢買生活用品,沒有牙膏、牙刷,就用樹枝刷牙;沒有洗衣粉,就將樹枝燒成灰,一樣具有洗衣的功效;沒有吃的,就吃野菜一樣可以度日。當時的心靈反而很豐富、很安頓,我就這樣在山中修行了六年,當地人都把我當怪物,我卻過得很快樂。

當物質的條件越差時,精神的層次反而可以超越環境向上提升。人不應該總是往物質方面想,只想吃好的、住好的、用好的,重要的是應該想想你生命的目標在哪裡。

現在大家人心惶惶,是因為沒有目標,一九六九年我到日本時,身上只有一張去程的機票,回程的機票在哪裡都不知道,我有信心且很安頓的原因是,我有一個學習的使命,我知道我一定能夠完成它。現代的人沒有目標,人生沒有任務,只要有一點風吹草動就挫折不安,人應該檢視自己的使命,錢多錢少不是大問題。

成功可以分為三種,一是金錢上的成功,二是權勢上的成功,第三是人格的成功,前面二者皆是虛幻的,台灣企業家都很有自信,認為能賺大錢都是憑自己的能力及努力得到的,其實能夠賺錢,有三分之二是靠大環境的,三分之一才是靠自己,錢就像水一樣,如果不下雨,台灣會有水嗎?

權勢更是虛幻,現在政局變動快速,有人前一天還是院長、部長,睡一覺起來就不是了,像是一場泡影,一生工於計算,但卻從來沒有算到自己的遭遇。

因此人格的成長才是個人真正的資產,個人的存在對社會有貢獻,對世界有好的影響,才是一個人的成功。一般人都汲汲營營於前面二者,很少去重視第三者,如果一般人開始重視第三者,對於一時的起落、得失都不會放在心上。

經濟的變化就如季節的變化,自有一定的調整規律。

台灣人現在的問題,在於想要過更好的物質生活,開習慣了賓士、凱迪拉克,要他回去騎機車,是寧願死也不願過以前的苦日子。其實,台灣人應該想一想,從騎腳踏車、機車到開轎車,最後開名車,這期間只有十幾二十年的時間,以前可以那樣過活,現在為何不可以?

從貧賤到富貴,人心是最感到快樂的,但是從富貴降到貧賤,人心就往往無法適應。紅樓夢描寫富貴世家,家道中落的過程,書中的人物是痛苦。面對經濟的衰退,台灣現在就像是紅樓夢的縮影,但是台灣現在的經濟並非一蹶不振,只是成長慢下來而已。

花無百日紅,台灣的成長不可能永無止境。天天晴天,草木都要枯死,經濟的變化就如季節的變化,自有一定的調整規律,人們應該學習調整自己面對它。經濟不好,就節省一點,節制一點物質的欲望,現在人的痛苦就是想要的太多,實際需要的並不多。

我到過德國弘法,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台灣人辛苦賺錢,只想要買一輛德國製造的車子,但是,德國人反而放棄汽車,改騎腳踏車上街。不景氣的時候,台灣是否能夠重新騎上「鐵馬」,節省資源,保護環境?

現在很多人對未來惶惑不安,我認為,把握當下很重要,再怎麼擔憂未來也沒有用,最重要是腳踏實地。人們應該肯定、接受事實。什麼是事實?無常、變化就是事實,不只環境的變化是無常的,就連我們自身也是無常的,例如健康;面對、接受無常,就能對內外的變化有所準備。

因此我常說,面對生活「要有最好的準備,最壞的打算」,無常是生命的變數,無法加以控制,只有做好心理準備才能在心理上有較好的適應,接受任何的打擊。

日前,我到花蓮縣萬榮鄉的見晴村慰問桃芝颱風災民,這個村莊受到桃芝颱風重創,全村遭到土石流覆蓋,但是全村沒有一個人傷亡,為什麼?因為過去見晴村早已遭遇幾次較不嚴重的風災,因此對桃芝已有準備。當村長發現當晚情勢不對時,立即命令全村撤離,因此,才能將傷亡降到最低。外界赴見晴村慰問,看到村民並沒有太多的悲傷,因為他們保全了生命。

所以,面對變局,首先就是不要自亂陣腳,堅持走自己應走的路。收入少一點就少花一點,房子換小一點,車子不要開了,調整一下就能適應,只要觀念稍微調整一下,日子一樣可以過下去。

以前有位房地產大老闆,有一次遭逢不景氣,周轉不過來,結果連自己住的房子都被查封。有一位朋友看他可憐,就借一間屋頂上加蓋的鐵皮屋給他住,一家五口就擠在這小屋中,一天只有兩把麵條度日,小孩子還是照常上學,只是便當只有麵條而已,夏天熱得受不了,白天就到公園納涼,晚上再回去睡覺。

如此過了一年,這位大老闆終於東山再起。如果這個老闆當初想不開,有了輕生的念頭,這一家人現在還有快樂的日子嗎?因此,「活著」比「什麼都沒有」重要,只有活著才有希望,只要有最低限度的物質維生,人就可以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