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立、仇恨導致攻擊，進而殘殺，「要讓普通人成為劊子手，首先要讓他們相信，要殺的不是人類，而是一隻可以踩在腳下的害蟲。」臺灣人要以此為戒。
1.【劫難文學盧安達篇】阿潑／這個國家因為政黨族群而分裂 阿潑 聯合報2016-10-18
2.【劫難文學盧安達篇】無國界醫生／沉默也會殺人 無國界醫生（獨立的國際醫療人道救援組織） 聯合報 2016-10-19
1.【劫難文學盧安達篇】阿潑／這個國家因為政黨族群而分裂 阿潑 聯合報2016-10-18
這個國家因為政黨族群而分裂，想要踩煞車的政府官員或被免職或被殺害，激進派占據所有位置。他們殺得很快，比飛機墜落速度還快。
從四月七日開始，僅僅十一周，差不多有五十萬人被殺，以每小時殺三百人的速率進行。居住在盧安達的圖西人有75%從這世界消失……
從一架遭擊毀的飛機開始
整件事的起點，是從一架遭擊毀的飛機開始的。1994年4月6日晚，兩枚SAM-16地對空導彈，摧毀了從坦尚尼亞東北城市阿魯沙起飛，準備在盧安達首都吉佳利降落的班機。這不是一個普通的攻擊事件，因為這架飛機上搭載著盧安達與蒲隆地兩國總統。兩人皆是胡圖人。
過往，胡圖人要取得高位並不容易。曾受德國殖民，戰後由比利時接管的兩國，緊緊相依，境內主要由兩個族群組成：占85%的胡圖與僅有15%的圖西人，其中有25%則是胡圖與圖西後代。儘管胡圖屬壓倒性多數，但西方統治者卻讓膚色較白、身形較高，似從北方來的圖西人擁有政治與軍事的優勢。
在圖西人的視角裡，胡圖是無產階級，是下層。即使經過四百多年的文化相融，最終形成共同的習慣和單一語言，但到了二十世紀，因帝國的介入，雙方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的位階，也知道權力資源的差異。這個國家的族群，並不是外界所想像的那樣，有著自古以來的部落紛爭、原始對抗，他們未曾爭鬥，也沒殺戮。近代文明國家給了他們仇恨與歧視的武器，他們才開始敵視彼此。
災難還是解放？
衝突早已埋下。像是1959年，因經濟問題導致胡圖暴動，意外釀成一場百人死傷的悲劇，這事件在胡圖人眼裡是「巨大的解放」，在圖西人的記憶裡卻是災難，有一萬名圖西人選擇遠離家園，而比利時也默許胡圖人取得政權，同時撤離。
就是因為這個背景，讓這架飛機在夜空中炸成一片紅。一直到這飛機爆炸前，兩個族群反反覆覆地爭奪權力，激化種族主義，當圖西人取得統治權力後，對胡圖軍隊與行政部門採謀殺清洗，胡圖則回以報復攻擊，而圖西人又反過來加重軍事鎮壓，簡直是惡性循環。一直到這架飛機如流星劃過黑夜前，已經有過幾場大大小小的殺戮。最嚴重的，則發生在1972年，蒲隆地的那場被激化的大屠殺。
蒲隆地與盧安達相鄰，發生在鄰國的事，也會牽引另一方的變動。像是這邊的政治變化與殺戮，就會引發胡圖人往盧安達逃難，而這些胡圖人又會進入底層，由激進的胡圖種族分子操控。1973年，亦即蒲隆地大屠殺隔年，胡圖人哈比亞利馬納經由軍事政變，取得政權，並實行獨裁統治，在他執政期間，將「多數民族主義」和「胡圖力量」奉為神聖口號，警告性鎮壓與不時強迫移民，並成為重要的手段。儘管七◯年代末期，有將近五十萬圖西人逃難，但七○年到九○年，盧安達內部保持著一定默契：胡圖權貴控制國家和發展基金，圖西保留大量私人經濟控制權。
到了1991年，盧安達已經是個通過多黨制憲法，也能對國際壓力與國內經濟不滿做出回應的國家。外界總想像，像這樣的非洲國家一定是落後蠻荒，但盧安達雖貧窮，人口不多，交通系統良好，某種程度上也有自己的秩序。像這個時候，盧安達擁有一個高度發達、有社團生活，還能夠提出不同政治方案的市民社會，不論是協會、集會、期刊或小冊子到處都是。這個國家曾經有「非洲瑞士」之稱，市容整潔乾淨，還有一個效率不凡的公共行政系統。儘管哈比亞利馬納一黨獨裁，但他仍想辦法讓自己的黨──全國民主革命運動黨（MRND）在選舉中顯得更親善友好。但也因為如此，激進的胡圖人就分化了出來，有了自己的組織派系，並且開始訓練青少年。哈比亞利馬納的態度越來越寬鬆，甚至讓反對黨領袖進入內閣，在坦尚尼亞阿魯沙舉行的國際和平談判中，做出讓步。他們簽署了阿魯沙協議。
與其他蟑螂交談的蟑螂
但這並沒有阻止民間族群衝突的發生。一方稱圖西人與反對黨是「與其他蟑螂交談的蟑螂」，宣稱要根除這些人渣：「1959年，我們所犯的一個致命的錯誤就是讓他們逃走了……他們屬於衣索比亞，而我們將為他們找到一條到達那裡的捷徑：將他們扔進尼亞巴隆哥河……我們必須行動起來。把他們消滅光。」發出這個聲音的激進分子，雖然很快被追查起訴，並逃到國外。但他的聲音已透過錄音帶在全國散布。只是，像這樣煽動種族主義的言論，在盧安達並不稀奇，圖西人一點都沒警戒，也不驚慌。
然而激進分子持續作業著。他們在國外大量購買武器，像是大砍刀還有其他鋒利的農業用具。光1993年底，就從中國進口了超過五十萬把大砍刀，每三個胡圖成年男子就有一把。這不是傳統盧安達工具，也不是用來對抗戰備軍隊的武器，這絕對是惡意的，是為了攻擊非武裝敵人準備的。他們武裝自己，而且唱著歌：
我們是全國民主革命運動聯攻派。我們熱愛和平、統一和發展。我們不進攻，我們是來救人。我們不害怕，我們讓別人怕。我們不讓自己被踩在腳底，相反我們要將別人來踩踏。我們不讓做錯事者胡亂說話。他（哈比亞利馬納）已帶來和平，我們睡得安穩。我們獨立並讓民主貫穿著我們的行為方法。
在這樣一點一滴的騷擾威脅恐嚇中，那架飛機墜落了。很多人認為是胡圖激進派所為，但事實上，胡圖人並無此武器，而且機上的胡圖激進派領袖也喪生。無疑就是圖西愛國陣線策畫行使的了。總統班機遭襲擊的消息，在當晚九點播出，首都出現混亂。十小時後，便展開針對溫和派胡圖人與圖西人的屠殺行動。有人聽到屠殺策畫者說：「他們已經殺了他（哈比利亞馬納），但是許多人將在他之前被埋葬，就跟先墊上一床稻草一樣伺候著他。」
殺戮以每小時殺三百人的速率進行
權力的真空，由一個早想要驅走圖西人的軍事將領巴戈所拉補上。他們很快地執行殺戮行動。這個國家因為政黨族群而分裂，國家秩序跟社會種族纏繞在一起。想要踩煞車的政府官員或被免職或被殺害，激進派占據所有位置。他們殺得很快，比飛機墜落速度還快。從四月七日開始，僅僅十一周，差不多有五十萬人被殺，以每小時殺三百人的速率進行。居住在盧安達的圖西人有75%從這世界消失。這是歷史上絕無僅有，最徹底的種族滅絕。殺人並不難，幾把槍幾顆手榴彈，或五十把大砍刀與鋒利農具就夠了。
電影《戰地救援》中，有一幕是圖西人央求外來軍隊：「如果你們不能救我們，拜託你們，掃射我們吧，讓我們死得快一點。」死在那些刀下，太痛苦了。軍隊為難搖搖頭說，他們沒有辦法。當時美國因索馬利亞軍事行動失敗，遭歐洲與第三世界譴責，無意介入，其他國家也被動消極，任殺戮橫行。同樣以盧安達屠殺為主題的電影《盧安達飯店》也有外國人與維安部隊無能為力的特寫，他們沒有辦法解決這國家的問題，他們只能逃避。
儘管參與屠殺的，不只男人，還有女人，但就像《盧安達飯店》裡那個勇於救人的飯店經理保羅一樣，也有許多胡圖人並不認同這種行徑。倖存者說，不是每一個人都是壞人，他是一個胡圖人，但他是無害的胡圖人，不是每個人都殺人，「我向他們要食物，他們會給我。」還有些普通人也反對這件事，他們說，為什麼我要反對圖西人？我們住在同個山丘上，我們擁有同樣的房子。他們肯定會為我兒子做的事報復，我的兒子做的給我們帶來羞辱。
日後，一名市長站上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時，針對所受到的威脅作證：「如果我繼續保護人民，我將被殺掉……他們確實朝我開槍，但我沒被子彈打中。他們不讓我在社區中把車子開來開去，如果我開了，他們會在路口堵住我。」
還有撐不住的，像是那位名叫阿克葉蘇的市長。1953年生的他，曾經幫助民主共和運動，因此當上市長。在那架飛機被墜毀，總統被暗殺的日子裡，他在地方議會和陸軍上校幫助下，拒絕激進的監督人員進入。村民本來支持阿克葉蘇，但隨行的警察不過九名，槍七把，人數更多的暴徒殺掉一個傷了另一個，阿克葉蘇還遭到電台譴責，說他正在根除忠實的民兵組織。「局勢變得更嚴峻，而我也抵抗好長一段時間。我有家庭，而我想放棄一切離開。」於是，他出賣了自己的朋友。
在審理法庭中，審判長問：「你是說你簽署了他們的死刑執行令嗎？」
「當然。」阿克葉蘇說。
不是每個人都配備武器，但每個人都裝著仇恨
一直到四月底，殺戮不斷被整個社會、政府電台、愛國菁英推動著。他們會唱著「讓我們將他們全部根除」這樣的歌。一個處在四散逃跑的圖西人與拿鞭子的胡圖人之間的工人說，「不是每個人都配備武器，但每個人都裝著仇恨。隨時準備將路過的某個圖西人絆倒，對著上氣不接下氣、力氣已經耗盡的可憐人搧耳光。後者筋疲力盡地直挺挺地倒在碎石路上。」
他說：「在他剛要倒下之前，力量加倍的全落在他身上。孩子們……當作玩耍，跟著他們的兄長後面，追趕圖西人，朝他們扔石塊，嘲笑每一個被抓住的圖西人。」
就這樣，那架飛機被擊落之後，數十萬人跟著飛機離開這世界上。在非洲紅色的土，被染得更紅後，拿著大砍刀與鋒利農具的胡圖人被北邊追來的圖西軍隊砍殺，這次上氣不接下氣、筋疲力竭往外逃的，變成了胡圖人。他們死在刀槍下，死在路上，死在難民營裡兇猛的瘧疾裡。屍體層層疊著，生命條條湮滅。被擊毀的飛機，已看不到這一切。什麼都無可挽回。 回頁首
2.【劫難文學盧安達篇】無國界醫生／沉默也會殺人 無國界醫生（獨立的國際醫療人道救援組織） 聯合報 2016-10-19
為何無國界醫生這樣一個職責原是醫治病人的醫療組織，會參與為盧安達尋求公道呢？扎朗尼說：「因為，當年發生的事件，向我們證明了單憑繃帶與縫線，永遠無法治癒盧安達血淋淋的傷口，他們需要的是公義！」
「醫生不能停止屠殺！」在盧安達大屠殺中，即使是身處其中的醫療人員，也完全無能為力。「我們感到挫敗、無助、疲累，再也沒有共事的員工，再也沒有傷病者讓我們治療──那些我們治療過的，就在我們眼前被殺。」無國界醫生的扎朗尼醫生（Dr. Rony Zachariah）回憶。
1994年4月，盧安達總統遇刺。隨後的一百多天裡，盧安達的激進胡圖族民兵在軍隊支援下，有計畫地屠殺了50萬至100萬圖西族人和反對種族滅絕的溫和派胡圖族人，包括251名無國界醫生當地員工（占當時無國界醫生在該國各醫院和難民營員工總人數的70%）。
那天，無國界醫生 有35名同事喪生
1990年盧安達局勢漸趨緊張，不時發生小規模的屠殺事件。無國界醫生開始為流離失所的人群提供醫療援助。1994年大屠殺開展之初，無國界醫生在盧安達境內共有126名國際人員和數百當地員工。面對種族大屠殺，無國界醫生不但無法救治病人，也自身難保。
扎朗尼醫生就面對這境況：4月20日，他在盧安達南部主要城市布塔雷（Butare）參加一個安全會議，卻接到緊急消息，說附近兩個難民營情況危急，胡圖族人已經從營地挑出某些圖西族人處決，在營內進行援助工作約50名的無國界醫生當地員工，處境非常危險。
扎朗尼與一名同事連忙驅車趕往營地。原本是短短25分鐘的路程，卻因為設了很多路障，要花許多力氣解釋才能通過，花了兩個多小時終於來到距離難民營一公里的地方。遠遠看到無國界醫生的宿舍，已陷於熊熊火焰之中。又一個路障！那裡聚集了30多人，手持長矛，粗暴地衝向他們的汽車，用棍敲打車身，又擊碎車頭燈。一個可能是小頭目的人向扎朗尼問話：「你們想怎樣？」他說：「我來這裡撤走我的同事。」對方瞪著他說：「如果你想撤走圖西人──即使他們是你的員工，我們也會殺掉他們，也會殺了你！」接著強迫扎朗尼掉頭離開。
直到傍晚，一些薩伊籍（現為剛果民主共和國）的員工獲釋回到布塔雷，他們告訴扎朗尼：「武裝分子安排圖西族與胡圖族的員工分站兩邊，又命令薩伊籍的員工在一旁觀看。接著，軍隊和民兵將大刀與槍枝交給胡圖族的無國界醫生員工，命令他們殺害圖西族的同事──這兩批人本來是同事與好友，有些甚至是夫妻。一些人不願下手，就被武裝分子槍殺。」那天，無國界醫生有35名同事喪生。
那些我們治療過的，就在我們眼前被殺
三天之後，在布塔雷大學教學醫院。無國界醫生在那兒照顧150名圖西族平民，和當時政府的總統防衛部隊約70名受傷士兵。當天早上，扎朗尼抵達醫院時，本地員工已急忙通報，前晚有40名圖西族病人與照顧他們的家人，遭人拖到醫院後面砍劈或毆打至死。扎朗尼趕緊召集各方重要人士開啟緊急會議，用強硬的姿態指出事件不符人權及道德的原則，並重申《日內瓦公約》明文規定「武裝部隊有責任保護平民與傷者」。
但會議一結束，扎朗尼就聽到才剛參加完會議的總統防衛部隊陸軍上尉對他的士兵說：「這間醫院裡圖西族腥臭撲鼻，我們要清理一下。」於是，殺戮就在扎朗尼眼前展開，就連手術桌上的病人也被軍人粗暴的拉下來。
為了試圖阻止他的好友也是資深護士薩嬪（Sabine）被殺害，扎朗尼站到軍人與懷有七個月身孕的薩嬪之間，說：「薩嬪是胡圖族人，是胡圖族，不要動手！」一名看起來像是小頭目的人走到他面前，從褲子後袋取出一張用打字機打的名單，仔細閱讀後瞪著扎朗尼說：「你說得對，薩嬪是胡圖族人──不過她的丈夫是圖西族人，她肚子裡這個孩子，也會是圖西族人。」於是薩嬪就在扎朗尼面前被殺害了，她肚裡的孩子，也與她一起死去。醫院裡，約共120至150名平民遇害。
4月24日，扎朗尼離開盧安達：「沒有什麼可以做了，這場為了人道的奮鬥已經輸掉。我們感到挫敗、無助、疲累，再沒有共事的員工，也再沒有傷病者給我們治療──那些我們治療過的，就在我們眼前被殺。」
扎朗尼目睹從4月19日起，由盧安達布塔雷到鄰國蒲隆地一帶遍布屍體，很多人遭個別或集體地砍死或槍決，有些屍體被丟棄在河裡。扎朗尼站在邊境的橋上連續數小時計算屍體數目：平均每分鐘有五、六具屍體流過，也就是說，每十秒鐘就有一具！
這是無國界醫生成立以來，第一次成為種族滅絕行動的目擊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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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無國界醫生高聲呼籲國際社會介入保護和拯救平民，而不是以「提供援助」為託辭袖手旁觀。
這場種族大屠殺在一百天內屠殺了50萬至100萬人，而聯合國慢了12周才將這場屠殺定義成「種族滅絕」（Genocide），各國才有責任採取行動開始介入。
去，去，我的朋友，去找出和活出你的勇氣來
1999年無國界醫生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國際議會主席羅仕立醫生（Dr. James Orbinski）發表得獎演說，並特別向在大屠殺裡犧牲的盧安達同事致敬。羅仕立於1994年6月進入盧安達，是無國界醫生在首都吉佳利（Kigali）的項目主管。羅仕立說：
「人道行動有其局限。它不可能替代決定性的政治行動。在盧安達出現滅族殘殺的初期，無國界醫生已發言要求國際以軍隊介入制止暴行。紅十字會也一樣。可惜我們徒然疾呼，整個建制卻完全沒有反應，罔顧政治責任，任由種族絕滅這種大家曾力言『從此不再容許』的罪行橫行。直到聯合國發動『綠松石行動』時，當地的滅族暴行已經完結。
「現在我想用一點時間，向我們邀請的其中一位嘉賓Chantal Ndagijimana致敬。她在盧安達滅族暴行中失去了40個家人。現在她是我們在布魯塞爾的同事。她在屠殺中倖存，但她的父母和兄弟姊妹，跟其他一百萬人一樣，慘遭殺害。我們好幾百位當地的員工也不能倖免。當時我是吉佳利無國界醫生項目的主管。我們盧安達同事在工作中表現的勇氣，遠超言語所能形容；他們犧牲之慘烈，以及我和所有無國界醫生組織同仁的刻骨哀痛，同樣無法以言語描述其萬一。
「我記得吉佳利的一位病人這樣對我說：『Ummera, Ummera-sha.』這是盧安達語，意思大約是：『勇氣，勇氣，我的朋友，找出和活出你的勇氣來。』這是我們在當地的醫院裡一位女病人對我說的。她不僅是遭受刀襲，而是整個身體被人有意識、有計畫地切割。她兩隻耳朵已被切掉，臉孔被人細心割毀，以至露出明顯的刀刻圖案。當天有數以百計的女人、小孩、男人被送進醫院來，人多得我們只能把部分病人臥放街頭。許多時候我們就在街上為他們動手術，醫院四周的水溝名副其實血流成河。這位女士是無數情況相似的病人當中的一位——雖然活著，卻要忍受非人折磨，痛苦無以名狀。那刻我們唯一能為她做的，就是在傷口上縫上必要的幾針，為她止血。情況嚴峻，遠超過我們所能應付。她知道還有無數的傷者。她知道，我也知道，還有無數的其他傷者。她用我從未聽過的清晰聲音對我說：『allez, allez……ummera, ummera-sha. 』，意思是『去，去，我的朋友，去找出和活出你的勇氣來。』
「人道主張有其局限。沒有任何醫生有能力制止滅族行為。沒有任何人道工作者有能力制止種族清洗；正如沒有任何人道工作者有能力發動戰爭。人道工作者也沒有能力締造和平，這些是政治責任，不是人道工作者的責任。
「唯有國家才有能力採取措施，確保人道法得到尊重。」
應譴責 不可接受和不必要的苦難
為何無國界醫生這樣一個職責原是醫治病人的醫療組織，會參與為盧安達尋求公道呢？扎朗尼說：「因為，當年發生的事件，向我們證明了單憑繃帶與縫線，永遠無法治癒盧安達血淋淋的傷口，他們需要的是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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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二十年後，1994年在盧安達大屠殺期間於鄰國薩伊擔任無國界醫生項目總管的Rachel Kiddell-Monroe重訪盧安達。她曾親眼見過河流上漂著無數無頭屍體，她說：「我的純真在這裡死去了。」她記得有些盧安達男孩曾告訴她，當他們躲在灌木叢中時，親眼看到自己的母親被強暴或殺死，與家人失散的他們只能不斷奔跑，跑了好幾天，終於抵達邊境。「其中一個男孩手臂嚴重受傷──手臂幾乎已與身體分離。他最小的弟弟就死在他的懷中。」
現在的盧安達已恢復繁榮，很難想像當時彷彿要世界末日的景像，只有人們心中留下心理創傷。無國界醫生在盧安達16年期間，其工作包括救援流離失所的人們、戰爭傷患、照顧孤兒與街童、支持因衝突而受到創傷的受害者；也參與抵抗瘧疾、霍亂與結核病、愛滋病等流行病，以及婦幼健康等相關計畫。隨後盧安達進入長期發展時期，該國的其他組織已可滿足國內需求，因此無國界醫生已在2007年底結束當地工作。
對無國界醫生來說，一次次的目睹近代歷史的最駭人時刻，讓這個組織確信「我們不能確定發聲能否挽救生命，但我們知道沉默可以殺人」。無國界醫生確信醫生有其界限，並不談論其工作沒有涉獵的事情；然而，他們仍然堅信，應譴責不可接受和不必要的苦難，同時治療受困的病人。 回頁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