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立、仇恨導致攻擊，進而殘殺，「要讓普通人成為劊子手，首先要讓他們相信，要殺的不是人類，而是一隻可以踩在腳下的害蟲。」臺灣人要以此為戒。
1.【劫難文學盧安達篇】房慧真／沒有旁觀者的一場日常殺戮 聯合報2016-10-21
2.【劫難文學盧安達篇】王怡珺／大屠殺結束後 聯合報 2016-10-20
1.【劫難文學盧安達篇】房慧真／沒有旁觀者的一場日常殺戮 聯合報2016-10-21
大屠殺的真正根源，早在1933年，比利時的殖民時期，用精密的儀器測量盧安達人的額高、鼻寬、耳長，劃分每個盧安達人的民族屬性，在身分證上的欄位，填上圖西人或胡圖人的那一刻開始……
一戰過後，人種優劣觀念在歐洲風行
2004年，大屠殺發生十年後，法國記者Jan Hatzfeld來到盧安達的監獄裡，採訪殺人者皮奧。
皮奧不是軍人，也不是警察，只是一個普通人，他說，「我一時衝動幹掉第一個，什麼也沒想，儘管他是鄰居，就在我家附近。殺人的那一瞬間，我沒管他以前是什麼人，我打死的那個人，對我來說沒有親疏之分，不再是普通人，不再是每天碰到的人，他長得很像我認識的人，但我怎麼也想不起來他一直是我鄰居。」
1994年，盧安達的大屠殺在春天啟動，胡圖人殺害圖西人，從4月到7月，大約一百天的時間殺了一百萬人，平均一天殺一萬人，每小時殺400人，每分鐘殺6人以上。整個國家彷彿感染殭屍病毒，殺人，成了日常。
1994年5月10日是曼德拉當選南非總統的就職日，結束長達近50年的種族隔離政策，南非產生了第一個黑人總統，當天，全世界有10億觀眾收看電視直播，非洲彷彿不再是野蠻與愚昧的等義詞，從來沒有像這天一樣，黑暗大陸成為全世界注目的焦點。
2500名記者從世界各地飛往南非，鎂光燈此起彼落，媒體渾然不知，在非洲中部的盧安達，劊子手每天朝河裡扔下5000具屍體，聯合國派駐於當地的維和部隊，頻頻對外求援，要求加派兵力止殺，國際間卻依然冷漠、無人聞問。
朝夕相處的鄰居，如何在一夕之間成了惡魔？回顧歷史，從來沒有什麼深仇大恨，胡圖人和圖西人幾世紀以來比鄰而居，使用同一種語言，信奉同樣的宗教，在1916年盧安達成為比利時的殖民地前，胡圖與圖西族互相通婚，和平相處。一戰過後，人種優劣觀念在歐洲風行，比利時人將身形較高瘦的圖西人，視為比矮壯的胡圖人高貴，從此有了尊卑次第，由圖西人統治胡圖人。
首先要讓他們相信，要殺的不是人類
1957年，胡圖人發表宣言，反對圖西人長年的政治壟斷。政治動盪的交接點，在1959年，35年後的悲劇預先彩排，胡圖激進團體大肆屠殺上千名圖西人，殺人者沒有獲得任何制裁，1962年盧安達脫離比利時獨立，國家改由胡圖人統治，30多萬圖西人逃離家園，成為難民。
流離失所的圖西人，在1987年組成游擊隊「盧安達愛國陣線」（Rwandan Patriotic Front，簡稱RPF），準備回到盧安達爭取生存權，1990年內戰開始，RPF每次進攻，就刺激胡圖人殺戮境內的圖西人以洩憤。1992年7月，RPF同意停火，8月，交戰雙方在盧安達周邊四國領袖的見證下，正式簽署阿魯沙和平協議，希望能終止三年內戰，並讓圖西難民能回家，胡圖人將和圖西人組成聯合政府。
和平在望，充滿希望的時刻，卻也是暗影孳生的開始，部分胡圖人害怕圖西人回來分享權力，從前曾殺害圖西人的胡圖人，也害怕遭受報復，開始散布仇恨的毒素。
最有效的方式，莫過於經營媒體，盧安達人閒暇之時喜歡聚集在空地，一起收聽廣播節目，激進胡圖團體「阿卡祖」（Akazu），正是千丘自由廣播電台的大股東，因此除了廣受歡迎的娛樂音樂節目，還有不斷將圖西人醜化為「蟑螂」的歧視性言論。
要讓普通人成為劊子手，首先要讓他們相信，要殺的不是人類，而是一隻可以踩在腳下的害蟲。一如納粹也曾成功塑造無形的偏見：讓人將猶太人與吸血扁蝨聯想在一起。
知識分子和公職人員，在屠殺中起了很大作用
帶有劇毒的語言中，殺成年男子被稱為「清除灌木」，殺婦女兒童則是「拔毒草根」。除了正規軍隊之外，還有新成立的民兵組織「聯攻隊」（interahamwe），盧安達語為一起工作的人，殺人不過是社區服務（umuganda），在日後的大屠殺中成為殺人主力。
毒語言如蒲公英的種子，隨著廣播節目的放送，飄飛到各個角落扎根，仇恨與日俱增。1994年4月6日，盧安達總統的班機被飛彈擊落，至今仍查不出擊落班機的真兇，但廣播電台隨即發布了未經證實的消息：「是圖西叛軍幹的！」播音員不斷在廣播內放送圖西「害蟲」的名字和住址，煽動群眾群起捕殺。
謠言的、仇恨的、非理性的大浪襲來，知識分子、地方名人非但沒阻擋，反而也加入了煽風點火的行列，在屠殺發生最為慘烈的基布耶省，就是由省長主導：「圖西人是一堆汙穢物，什麼都不是，我們要進行打掃工作。」省長並不是刻板印象中大字不識的蒙昧「酋長」，省長來自農家，憑著苦讀得到醫學院的獎學金，在從政之前，他是一間醫院的院長，憑著名望當選首長。
研究種族清洗的英國社會學家Michael Mann發覺，看似野蠻的屠殺，其實有著文明世界的競逐性質。省長的殺戮，是為了「追名逐利」，害怕圖西人回來後會分一杯羹，Michael Mann說：「知識分子和公職人員，在大屠殺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穴還未完全填滿，誰願意幫我們填滿剩下的一半？
飛機失事的第二天，4月7日，千丘自由電台激情地吶喊：「墓穴還未完全填滿，誰願意做善事，幫我們填滿剩下的一半？」
大屠殺在光天化日下進行，圖西人大批死於路障前，經過檢查哨要出示身分證，標記為圖西人的就地殺害，有些沒有帶身分證件的胡圖人，只要體態高瘦像圖西人，也被殺害。
殺人並非像納粹建造集中營那樣，在隔絕的環境中無聲無息地發生。殺人且在聯合國維和部隊的眼前發生，維和士兵不僅只有區區幾千人，且奉命要保持中立，不得干預「內政」，加害者甚至樂於在無能的維和部隊「注視」下殺人。
整個國家都成了附魔者，除了政治派系、軍人、地方名流菁英，但也有大批普通的胡圖人，以組織鬆散的民兵樣貌出現，失控的殺戮能不斷蔓延出去，就來自於這些沒有軍紀管束，也沒有受過軍事訓練的普通人。
加害者與被害者，大多是相識多年的同事、鄰居、師生。醫生殺害病人，丈夫殺掉妻子，老師殺死學生。日常生活幾乎天天照面的人，長相如何？有沒有說過話？興趣嗜好是什麼？早已隱沒於「蟑螂」的害蟲圖騰下，廣播裡的仇恨叫囂，成了每個人腦中的幻聽：殺—無—赦。
不容許任何一個不動手的旁觀者
殺人可以隔著一段距離之外（丟手榴彈），可以居高臨下（戰鬥機轟炸），也可以由機械科學代為執行（毒氣室與焚化爐）。大部分死於大屠殺的圖西人，卻都是近身被農具砍死，一刀先砍向腳踝的阿基里斯腱，使其無法逃走。殺人早有預謀，早先，激進團體從中國進口了幾十萬把的非洲大砍刀和鋤頭、斧頭、長柄等「農具」，僅僅非洲大砍刀的數量，就足夠裝備全國三分之一成年男子。
農具成了殺人工具，於是殺戮這件事，便從專業化的軍人手中釋出，當整地的大砍刀發下去後，沒有人能豁免於「兇手」的職責。
普通人中，有人熱血激昂，第一次殺人就上手，然而更多的是怯懦不敢動手之人。用一把霰彈槍掃射，一個人一次可殺死2、30人，用一把刀，一次只能殺死個位數的人。盧安達大屠殺卻願意不要效率，只求將鮮血儘量沾染到每個人手中。
將砍柴的大砍刀交到猶豫不決的人手裡，將巨大的邪惡攤分給每個人，一位士兵回憶：「每一個人手上都必須沾血，這樣就沒有人會受到責備。平民不能只是旁觀，日後他可能會譴責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幫忙』殺掉至少一個人，到了第二天，這對他就成了一個遊戲，不需要再催促他了。」
盧安達大屠殺，不容許任何一個不動手的旁觀者。
鮮血也沾染在孩童手上
將鮮血也沾染在孩童手上，士兵向孩子粗暴地扔石塊，好激發出他們的鬥性，一起拿刀加入殺戮的行列。稚嫩的娃娃兵從11歲到14歲都有，殺人為了證明自己的男子氣概，為了晉身於同儕之間，不想被瞧不起，所以11歲的男孩也要脫下褲子，去強暴年紀足以當他母親的圖西女人。一位受害者事後回憶：「看著一個年幼的孩子強姦我，是一件非常難堪的事情。」
大屠殺的隔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南非的圖圖大主教來到盧安達的監獄裡參觀，「裡面塞滿了疑似參與屠殺的人，他們幾乎都是胡圖族人，有婦女、男人甚至孩子，男女老幼、三教九流無所不包，其中還有教士、修女、教師和律師。監獄擁擠不堪，有些人因窒息而死。」
殺人者說：「你永遠看不到大屠殺的根源，它深深埋在嫉恨裡，一代又一代的不和，我們是繼承這些的最後一代人。」
大屠殺的真正根源，早在1933年，比利時的殖民時期，用精密的儀器測量盧安達人的額高、鼻寬、耳長，劃分每個盧安達人的民族屬性，在身分證上的欄位，填上圖西人或胡圖人的那一刻開始。 回頁首
2.【劫難文學盧安達篇】王怡珺／大屠殺結束後 聯合報 2016-10-20
大屠殺並不是一次的慘劇，而是成千上萬次的謀殺，每一個都是來不及長大的生命和來不及完成的夢……
現在的盧安達被稱為非洲的新加坡
1994年的4月，醞釀已久的圖西族和胡圖族之間的衝突，終於在盧安達的首都Kigali爆發開來一發不可收拾，野火瞬間燃燒至盧安達的各個角落，在未來的三個月之內，透過媒體和當權者的搧風點火，鄰居和朋友成為仇敵互相殘殺。二十幾年過去，當年這個宛如人間煉獄、三個月內死了五分之一人口的東非蕞爾小國，現在是什麼模樣呢？
盧安達可能是世界經濟發展和轉型正義的奇蹟，雖然「種族屠殺」是人們對這個國家的第一印象，但現在的盧安達被稱為非洲的新加坡，是全非洲最進步且最乾淨的國家之一。
很少人會刻意到盧安達旅遊，觀光客的步伐通常僅止於坦尚尼亞和肯亞，而不會跨越維多利亞湖到達這個看似危險的非洲山脈小國。盧安達很美，整個國家山脈連綿，茶田和咖啡田沿著山坡種植，婦女將剛採完的茶頂在頭上，沿著彎曲的山路走到最近的城鎮販售，再深入一點的地方則是原始熱帶雨林，裡面住著世界碩果僅存的山地大猩猩。無論在非洲住了多久，我常常還是會想，為什麼老天爺如此折磨這塊壯麗的大地。
我和朋友坐上從烏干達到盧安達的高級客運，這是一個長達十二個小時的漫長旅程，從烏干達的首都前進非洲中部的山脈和雨林。我們從烏干達的Kabale坐三十分鐘的計程車到群山環繞的邊境小鎮Katuna，下車走路到海關辦出境與簽證，一跨過邊境，最明顯的差別就是馬路，前面是盧安達沒有盡頭、美麗平坦的柏油路，對比後方的烏干達坑坑疤疤的半柏油泥土路，真的難以想像二十幾年前還是因為烏干達支持圖西族叛軍，才能讓他們獲得勝利、終結大屠殺。看著平順的柏油路頓時讓我心情大好，在非洲的小確幸就是熱水澡、平順的交通、沖水馬桶和免費網路，而盧安達至少滿足了其中一項。
一瞬間彷彿正步上陽明山看夜景
盧安達近幾年來被視作國際發展的成功案例，大屠殺結束之後，西方國家對大屠殺的無作為感到內疚，挹注大筆資金協助建設盧安達，盧安達成了西方國家的「aid darling」。與烏干達一樣，國外援助占整年的年度預算百分之五十，雖然有大筆的外援，但如何利用又是一值得探討的事。盧安達總統發下豪語，希望在2020年讓這個地處非洲中心，缺乏自然資源、連一塊平地也沒有的蕞爾小國，成為中等收入國家。過去幾年的發展也沒有讓國民失望，以與台灣人日常生活貼切的咖啡為例，盧安達並不是傳統咖啡生產大國，但這幾年來因為政府的推廣與私有化，盧安達咖啡在國際精品咖啡市場漸漸嶄露頭角，甚至在台灣的精品咖啡店也能見到盧安達咖啡的蹤跡。
除了台灣人較為熟悉的咖啡，盧安達的人均GDP從1998年575美元，到2012年的1170美元，早夭率從1998年的千分之230，急遽下降至2012年的千分之55；在國會中有過半的席次是女性議員，種種的指標顯示盧安達在過去二十年之中脫胎換骨。總統Paul Kagame強硬法治與飽受爭議的發展政策讓盧安達在二十年之內從大屠殺中走出，成為非洲發展最快的經濟體之一。
到了盧安達，我們坐兩小時的計程車到了首都Kigali，一到Kigali市區，沿著寬廣和充滿整齊路燈的山路上山，山坡上點綴著家戶的亮光，「這條路也太像仰德大道了吧。」我朋友在一旁驚呼，一瞬間彷彿正步上陽明山看夜景。Kigali是一個在山坡上的城市，我們住的Discover Rwanda Hostel的陽台可以瞭望整個景致，整齊的建築橫躺在充滿綠意與大樹的山坡上。與烏干達首都Kampala的年輕躁動不同，Kigali寧靜而安詳，涼風徐徐吹來，雖然緯度接近赤道，但因為海拔極高，並不覺得熱。眼前這般悠閒美景，難以想像二十年前此處曾經歷慘絕人寰的大屠殺。
大屠殺並不是一次的慘劇
Hotel des Mille Collines，就是《盧安達飯店》中的「盧安達飯店」。時至今日，這裡仍然是Kigali首屈一指的大飯店，位處山坡高處。Milles Collines頂樓的餐廳，擁有極佳的視野鳥瞰整個城市，點一杯飲料，坐在電影中被當作蓄水池的游泳池旁，似乎等一下Don Cheadle就會從門後走出來問候。表面上整個國家一片祥和、整潔，人民奉公守法而友善，大屠殺彷彿前世記憶，不在這個國家留下一點混亂的痕跡，但實際上真的是這樣嗎？現今的盧安達人又怎麼面對過去的傷痛呢？
大部分的人來盧安達旅行主要為了兩件事，大猩猩和大屠殺，Genocide Memorial更是所有人都不會錯過的景點。這個博物館被視為東非最棒的博物館之一，記錄了大屠殺的前因與之後的轉型正義。我們到的這一天剛好是世界大屠殺紀念日，從聯合國與其他國際組織來的代表盛裝打扮的在講台上發言，卻隻字未提正在盧安達南邊浦隆地發生的大屠殺，這個畫面充滿既視感與諷刺，但對於其他國家的苦難，或許能做的其實並不多。
歷史如河，所有事的發生都能上溯河的根源找到其原因。圖西族與胡圖族的衝突，從比利時殖民政府開始，獨立後胡圖族不滿圖西族的壓迫和統治，奪取政權後展開衝突與歧視，國際社會更是放任一場又一場的模擬大屠殺，甚至到了真正的屠殺時也冷眼旁觀，釀成1994年的四月天，三個月內屠殺了全國五分之一，一百多萬人口的大悲劇。
“If you must remember, remember this……The Nazis did not kill six million Jews……nor the Interahamwe kill a million Tutsis, they kill one and then another, then another……Genocide is not a single act of murder, it is millions of acts of murders.”
這是展覽中的最後一句話，大屠殺並不是一次的慘劇，而是成千上萬次的謀殺，每一個都是來不及長大的生命和來不及完成的夢。
鄰里間仍然很難互相信任
Nyamata Church是另一個大屠殺紀念園區，當年有將近一萬人在此遭屠殺。許多圖西族逃到教堂，以為胡圖族人會放過神聖的領地，沒想到卻讓胡圖族人有機可乘，更有些神父將圖西族出賣，洩漏他們的行蹤。
一走進Nyamata Church，地上堆滿了罹難者的衣服，教堂的牆壁上仍然矗立著當年的聖母瑪麗亞像，祂微笑的低著頭，眷顧著祂的子民，祂親眼見證了當年的整場殺戮，見證了人類能做出最惡極的事。教堂旁邊是罹難者的萬人塚，走下陰暗狹小的階梯，是一整排兩公尺高的頭骨和骨頭，無數生命，就這樣消逝在1994年的四月天，在這個教會中。除了此處，還有無數的萬人塚散布在盧安達各地。
導覽結束，我問我們的導覽先生：「現在你們還有胡圖族和圖西族的區別嗎？」他一聽到這兩個詞愣了一下，堅定地說：「我們都是盧安達人！不管是圖西族還是胡圖族，我們都說盧安達語都是盧安達人，不管是過去、現在、未來都是，我們都應該攜手讓這個國家變得更好。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鄰里間仍然很難互相信任。」
雖然盧安達社會在這二十年中努力的復原，但心裡的傷口仍然在，人與人之間很難建立信任，也不若烏干達社會一般容易相信外人。而箝制社會言論和政治自由的總統，也使得盧安達人難以監督政府和說出自己真正的想法。
法律明文禁止製造種族仇恨
「你們在學校裡怎麼教大屠殺呢？」我問坐在隔壁跟我年紀相仿的大學女生，去完紀念館的隔天，我們坐了三個小時的車到Lake Kivu，沒想到下大雨，只好到一個當地小教堂避雨。「大屠殺的時候我還太小，沒什麼印象。但我們的課程從小學到高中都有教大屠殺，課程裡也特別強調每個人都是一樣的，不應該、也不能區分種族，我們都是盧安達人，都應該為這個國家努力，到每年的四月，轉型正義委員會更會到每個學校與學生討論，在盧安達，製造種族仇恨是被法律明文禁止的。」
不分種族、不分你我，以及對人最基本的尊重，這是我在盧安達所感受到的。城市中有斑馬線、紅綠燈，車輛禮讓行人，摩托車更規定一定要戴安全帽，每個月甚至還有全國打掃日維持環境整潔，在這些顯而易見的地方，可以看出盧安達的社會對人最基本的尊重和保護。除此之外，幾乎沒有人在路邊對我指指點點叫我Muzungu（白種人），也沒有騙外國人錢的公車司機。大家把我當作一般人，不會因為膚色而有所不同，這種社會中對人的尊重是最難被量化，但卻最珍貴的，這也是盧安達與烏干達和其他非洲國家最大的差別。
多年過去，盧安達的確有令人驚豔的成長與改變，雖然專制的總統令西方各國詬病，聯合國更指責盧安達資助剛果東部的叛軍、暗殺國內異議分子與壓迫言論自由。經歷種種指控，總統Paul Kagame仍深受盧安達人民喜愛。其實也是，在非洲這塊命運多舛的土地上，難得有這一個尊重人民、照顧人民的小國，是這塊動盪不安的大地中一片和平的綠洲。盧安達，讓我們看到非洲發展的希望與可能。回頁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