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丕燊，台灣大學梁震次宇宙學與粒子天文物理學研究中心主任輪休一年，去巴黎長期訪問，寫下〈田園好呢，還是都會？〉與〈器識先呢，還是文藝？〉兩篇令我驚艷不已的散文，他的器局與識見值得思齊。
器識與文藝說乃唐高宗名臣裴行儉的名言「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蔡仁厚於〈古典教育與人才〉一文寫道：
什麼叫做「器識」？熊十力先生在「十力語要」卷二曾經有二句解釋。他說：「能受而不匱之謂器，知本而不蔽之謂識。」
一個人的器量，應該廣大而能容受，這樣才不會匱乏而貧薄；一個人的識度，必須深遠明通而能知本，這樣才不會有所蔽塞（愚、誣、偏、私，都是蔽）。器識，一方面是先天的稟受，一方面也要靠後天的培養擴充。而擴充器識也正是古典教育的基本精神。孔子說：「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人必須先能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乃能游於藝。
1.陳丕燊 畫畫是初戀 大學磨望遠鏡 2008-12-08/聯合報
2.天壇陣列國際共同發言人陳丕燊專訪 文 / 李鍾旻（《科學月刊》編輯） 科學月刊 第四十三卷第五期
3.器識先呢，還是文藝？ 陳丕燊 聯合報 2015-02-20
1.陳丕燊 畫畫是初戀 大學磨望遠鏡 2008-12-08/聯合報
台灣大學梁震次宇宙學與粒子天文物理學研究中心主任陳丕燊說，他的「初戀」是畫畫，中學時也喜愛上數學和物理，大學時選擇就讀台大物理系，現在專注於物理研究，但一直保持對繪畫和音樂的濃厚興趣，會讓自己有充電再出發的感覺。
陳丕燊高中時讀師大附中，參加附中寫生會，當時常與奚淞、雄師美術創辦人李賢文、古蹟專家李乾朗與已逝的民歌手李雙澤等人一起到郊外寫生，大學時還開過畫展。
大學時並與同學，現任廣達的副董事長梁震次，一起磨製台灣第一架8吋望遠鏡，成立台大天文社。
陳丕燊說，與同學感情很好，凝聚力也很強。年輕人應多培養團隊合作精神，像在美國就常鼓勵學生團隊合作完成一項作業。
他說，現在科學研究，一個人很難獨立完成，因此將團隊合作融入正規教育內涵中，相當可貴，這樣的精神不只在做研究，在做人做事上都有正面幫助。
陳丕燊說，自己的興趣很雜，第一件愛上的事就是繪畫，當時訂香港出版的「兒童樂園」半月刊，裡面以圖畫表達新聞，他就是從上面看到楊振寧、李振道得了諾貝爾獎的消息。
陳丕燊說，音樂、繪畫與科學研究有些共通性，繪畫像物理，都是在觀察自然、理解自然；音樂像數學，建立在規則上，以建構性的方式表現感情。
物理要理解宇宙、詮釋宇宙，物理理論都是人找出來的，就像寫生美術一樣，是用畫筆關照大自然、再現自己詮釋過的大自然。即使畢卡索的抽象畫，也是一樣的道理。 §§ 回頁首
2.天壇陣列國際共同發言人陳丕燊專訪 文 / 李鍾旻（《科學月刊》編輯） 科學月刊 第四十三卷第五期
2011年，距人類首度征服南極極頂屆滿一百周年，對全世界而言意義非凡，而台灣的科研團隊也在此時登上南極大陸。這是台灣學者首度遠征南極，不僅意味國內科學水平受到國際所肯定，更象徵台灣天文研究邁向了新的里程碑。
台大物理系暨天文物理所講座教授陳丕燊（ㄕㄣ）與他的研究團隊，於去年年底立足世界上最南端的冰原，在攝氏零下40 多度的嚴苛環境進行實驗。此行的任務，是為參與國際團隊安裝微中子天文台「天壇陣列」（Askaryan Radio Array, ARA）的第一座無線電天線探測站。建造中的ARA 將由37 座天線探測站所組成，面積涵蓋100 平方公里，深埋於海拔3000 公尺高的南極冰原中。這些探測站將用於偵測穿透南極冰層內的高能宇宙微中子，藉此探索無垠宇宙的邊際。
天壇陣列的緣起
談到此行由來，陳丕燊表示，自己曾於2006 年在史丹佛大學主導一項捕捉宇宙微中子的計畫，研發一座「南極脈衝瞬態陣列」（Antarctic Impulsive Transient Antenna, ANITA）探測器。目的為將之搭載於美國航太總署的氣球，從南極冰層表面偵測微中子所產生之訊號。台灣大學的團隊，亦在陳丕燊的帶領下參與。然而因ANITA 探測器在操作上有較多雜訊干擾，以及電力的限制，因此若能將探測儀器建構於冰的表層之下則更為理想。
2007 年返國服務後，陳丕燊奉獻自身所學，在他領銜下於2009 年與國際上有共同理想的專家學者共同發表了一份白皮書，促成了ARA計畫。ARA團隊在美國方面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審核，台灣團隊則有賴國科會卓越領航計畫資助，全權負責天線研發。台灣於2011 年通過計畫，並成為國際合作的推手。陳丕燊即親赴南極參與實驗，安置首座測試性天線站，並擔任ARA 國際共同發言人之重任。ARA的37座天線探測站，台灣團隊將負責提供10 座，並預計在2012 年冬天正式進行安裝。
然而進行這樣的研究，究竟所為何事？陳丕燊解釋，微中子是一種質量極輕、不帶電荷的基本粒子。由於作用力非常微弱，在宇宙中不受阻擋，也不易偏折。因此若能測得宇宙中任一個角落的微中子，便能藉此推估該未知地點的資訊；假使能捕捉到來自宇宙邊緣的微中子，便有機會追溯到宇宙的起源。ARA 計畫的目的，便是期望透過這項研究，幫助人類去了解宇宙的起源，進一步解答未知的事物。而除了為增進人類對宇宙的認知，在南極冰原觀測到的微中子，亦能提供高能粒子物理方面的重要資訊。
探尋微中子，前進南極
接著，陳丕燊分享了前往南極的經歷。由於地理位置以及天候等因素，往極頂的路途，須從距離南極大陸最近的紐西蘭南島，搭乘軍用飛機前往。研究人員先在紐西蘭搭乘美軍C-17 運輸機，飛行6~7 個小時後，才能到達位於南極邊緣的麥克默多站（McMurdo Station），然而此時並未到達終點。至隔夜，須再轉乘另一架軍機，乘坐約3~4個小時，方抵達目的地研究站——位於南極極頂的阿蒙森– 史考特南極站（Amundsen-Scott South Pole Station）。
為避免突發狀況，乘坐軍機途中需事先穿好厚重的防寒裝備。抵達研究站後，陳丕燊便在當地環境下工作，於極頂停留了約兩個星期的時間。如此一連串的交通行程，從台北離開時算起，至最終到達研究站，共歷經了5 天之久。而回程時則約花費3 天的時間回到台北（因去程時需依規定在紐西蘭多停留兩日）。
儘管身為首位登上南極的台灣學者，陳丕燊也表示，這一切並非個人的能力，而是由政府、私人捐贈及大學院校通力合作所促成。此行有賴台大「梁次震宇宙學與粒子天文物理學研究中心」作為平台、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的資助，以及國立台灣大學所提供的研究空間，這是台灣整體社會實力的展現。當然也由於國際上的共同努力，特別是美國方面的資助，才能達成此一理想。
在地球的最南端生活
放眼望去，研究站方圓幾千公里幾乎沒有任何生物，這樣的場景也令陳丕燊留下深刻的印象。整座研究站，總計約有230位左右的人員在此生活，其中1/10 為科學家，其餘包括管理、清潔員、工程人員等，目的皆為支援科學研究。除了科學的目的，沒有別的企圖。
研究站內，一切資源皆仰賴外界輸入，因此任何活動須以儉約為首要原則，能源與物資的管制尤其嚴格。使用能源和水，每天均有報表管控，檢查有無超量使用資源。例如站內規定一週僅能洗二次澡，每次洗澡更不得超過二分鐘，以避免石油的過度消耗。為了不對南極當地造成汙染，資源回收也很徹底，站內所有廢棄物皆需回收。除了注重環保、重視能源效益，為了避免流行病發生，衛生條件也是一大要務，因此進入南極前的體檢也十分嚴格。
「由於在南極生活並沒有商業價值，因此當地網際網路的涵蓋也相當有限。」陳丕燊說明，在當地，每天只有當衛星經過地區上空的時段可使用網路對外連線。這樣的時段，每一天有兩次，然而可想而之，頻寬相當的窄，因此有流量的限制。雖然每天可上網的時段均會公布在站內，但是這樣的時段與作息時間並不同步。有時，網路開通時正好是睡眠時間。在這樣的情況下，為了使用網路，必須犧牲睡眠，以避免錯過每天僅有的通訊時段。話說回來，儘管站內依照紐西蘭時區，有正常的作息與睡眠與三餐時段，其實在當時，戶外為長達半年的白晝狀態。
陳丕燊平時研究工作相當忙碌，因此在出國期間，部份國內事務尚需仰賴網路來達成。不巧的是，這段時間也正逢學校推甄、申請海外研究所的密集時期，有幾位自己所指導的學生即將畢業，因此陳丕燊也一面做研究，一面藉著網路替學生寫推薦信，甚至在南極期間仍發表了兩篇論文，同時完成了許多任務。
在南極生活，非但極其孤寂，部份留守人員尚且需在站內渡過8~9 月終日黑暗的「永夜」期，不僅看不到太陽，也無法返家，僅有狹窄的生活範圍。因而，站內設有健身房、美術工作坊，以及溫室等環境，用作休閒用途。「到南極後，除了在溫室，一直到回到紐西蘭上空，才見到綠色。」陳丕燊憶及，溫室中栽種許多綠色植物；於極頂的環境下，維持溫室中的溼度與光源，是非常不容易的。
為何選擇在南極從事研究？
那麼，為什麼尋找微中子，必須前往南極，而不考慮別處？這是因為，南極的極頂擁有數千萬年所累積的冰層，極為純淨，也因為冰層下極少雜訊。在這樣的環境裡，當宇宙微中子打到冰層中，會受到冰層裡的原子、分子所阻擋，並產生億萬正負電子對（electron-positron pair）的簇射（shower），以接近光速前進。由於正子的自由路徑較短，當簇射繼續在冰層中穿行時，會導致電子數量遠大於正子。於是這個帶電的簇射就會放出一種叫做「切侖可夫輻射」的脈衝效應。藉由觀測這些效應的無線電波頻段（因為無線電波可以傳得很遠），便能推測出微中子的特性，以此得知來自宇宙的訊息。
此外，幅員遼闊的冰原，能夠阻斷各種外來電波干擾，且因南極當地並無居民，故也無電信訊號干擾的問題。相對的，與南極相較，北極不但無陸地，當地浮冰亦具有漂移的缺點；再加上冰層零碎，輔助設施不易建構架設，因此北極並非恰當的選擇。
由於天線須安裝在南極冰層中約200公尺處，因此須行「鑽井」的過程，這樣的重責大任，便仰賴專業的工人，於嚴寒的戶外施工完成。而為何需要鑽井至冰層中，而不將儀器單純的放置在冰上？這是因為表面的冰層，相對較疏鬆、不均勻，為避免訊號受折射的影響，需往下裝於較緊密、相對均勻的冰層。每一座天線探測站，須鑿五個孔洞，其中四個洞安置天線，另一個洞則作為校準用。儘管目前架設施工上相當困難，但一旦架設完成，日後便能以電腦操作，未必需要派駐人力在南極留守。
儘管陳丕燊此行的初衷純粹是科學上的目的，為進行實驗而前往當地，但也正好在當時碰上了人類踏上南極極頂1 0 0 週年，因而有機會參與挪威於當地舉辦的百年慶典，成為一段難得的經歷。
百年慶典，適逢建國百年
12 月14 日，陳丕燊受邀參加阿蒙森征服南極百年的紀念活動，挪威總理史托騰柏格（Jens Stoltenberg）在紀念儀式上，為阿蒙森冰雕揭幕，並在地面插上挪威國旗。象徵紀念人類征服南極百年的阿蒙森冰雕將會留在當地。恰巧，去年也是中華民國的建國一百年。為了紀念台灣人首度登上極頂，並慶賀建國百年，陳丕燊並於此行中，將中華民國國旗立於南極，與各國國旗共同飄揚。
這當中其實有一小段插曲，陳丕燊解釋，這件正反兩面的國旗，其實是他臨時花費10 個小時在南極所繪製。由於陳丕燊出國前太過忙祿，忘了帶上原先準備好的國旗。但也就那麼剛好，他發現研究站內的美術工作坊，內有各式繪畫材料，坊內並有一大型桌面空間足以用來繪製國旗。更驚訝的是，稍後又在坊內找到了一些大小合適的布料，原先曾苦惱若將衣物當作材料，則大小不足（面積無法與現場各國國旗相比）的問題，也因此迎刃而解。
因為陳丕燊在白天需專心進行計畫的實驗，因此他便利用晚上的時間，於美術工作坊內的桌面上親自製作手繪國旗。而因為唯有簽訂南極條約的國家，國旗才能長期立於此（因此當地只有十二國的國旗），因此在回國後，他也一併將國旗帶回台灣。這面曾在南極極頂飄揚的國旗，日後將由台大校史館收藏，成為台大校史的一部份。
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所負責管理的阿蒙森–史考特南極站，每週日晚上慣例會有一場科學講座。研究站負責人非常重視陳丕燊的來訪，在他住在研究站的週日，特地安排了一場講座，請他介紹台灣在高能微中子方面的研究。當然陳丕燊也藉這個機會，將同樣於當年慶祝百年之喜的中華民國歷史介紹給來賓。
天壇陣列的未來遠景
目前，首座ARA天線探測站已於2012年初完工，並計劃在未來四年內，安裝全數37 座探測站，完成面積達100 平方公里範圍之無線電天線陣列，屆時將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微中子天文台。
陳丕燊說明，當前技術上最困難的部份，即為鑽井的工程。在鑽井工程上，曾於2011 年冬天，遭遇一些瓶頸。雖然，天線的安置，僅需約200公尺深的孔洞，但在冰天雪地中，須使用蒸汽的方式發熱，其實施工並不容易。此為當下團隊所面臨的一大挑戰，尤其是面對下個冬天，尚須安裝新的天線探測站，因而，所屬國際團隊目前正緊鑼密鼓的改善當前鑽井工藝。而台灣所承諾的10 座天線探測站，也將會持續進行研發。
另一方面，在建設完成後，將會是另一個實際觀測的階段。未來在結束所有安裝步驟後，預計將持續對宇宙微中子進行5~10年的觀測，持續收集所需數據。而此項中華民國百年以來的首次南極科學研究，亦將會持續扎根。陳丕燊表示，假若未來幾年真能如願以償，藉由天壇陣列對宇宙的面貌有了重大發現，他期望這項工作能進一步由100平方公里擴展至1000 平方公里，持續進行下去，更大量的蒐集資訊。如此，包括宇宙是否有額外維度空間的問題，以及基本粒子在最高能前沿的資訊，也許終能獲得解答。這樣一來，不僅能帶來歷史性的貢獻，更能使人類對宇宙的全貌有更透徹的了解。 §§ 回頁首
3.器識先呢，還是文藝？ 陳丕燊 聯合報 2015-02-20
微雨的清晨，法國高鐵靜若無聲地滑出了巴黎的里昂火車站，向南方的普羅旺斯駛去，而我尋訪梵谷足跡之旅就此展開。瞬間一幅法國風景畫已經呈現在眼前：深秋裡幾叢褐黃的樹林點綴大片蔥綠的田野，一望無際、起伏到天邊，和低沉沉的烏雲交會。遠處一線陽光破雲而出，把小山崗的蔥綠染成了嫩綠；近處溪水邊有三兩頭牛在喝水。這風景畫的主題雖然十分梵谷，但色調卻更像他所崇敬的米勒（Jean-Francois Millet）。意想不到，尋訪梵谷之行卻始於他的精神導師米勒足下──但這卻是多麼的恰當！在臉書瘋傳的現代，法國的田野和村落為什麼數百年不變呢？
到了亞維儂（Avignon），把行李放在預先訂好的旅館，就帶著余光中先生翻譯的《梵谷傳》（Irving Stone原著）、他的另一篇大作：〈破畫欲出的淋漓元氣──梵谷逝世百周年祭〉、還有自己的素描本，就飯也不吃、搭乘本地的列車直奔聖地阿爾勒（Arles）而去──像個迫不及待的朝聖者。到了阿爾勒鎮上，在法國觀光局詢問處問清楚梵谷的足跡，就一一走訪。當地在每一個他作過畫的地點，都順著他的視線豎起一座看板，印上他的原作，並加以說明。我就近第一站去了在羅馬廢墟邊的一個小公園。這幅畫在他的作品中並不是最傑出和知名，但是意外的收穫是發現公園裡有一方紀念梵谷的石碑，碑上嵌了他的銅像。午後秋陽穿過重重圍抱的大樹，正好照在他仰望蒼穹、孤寂的、少了一個耳朵的臉上……我以梵谷紀念碑為焦點，畫下了對他的敬意。
接著像趕場似的，搭上公車直奔郊外。下了終點站，在鄉間路上走了廿分鐘，其間曾經敲門問路，尋尋覓覓，終於找到了俗稱的「梵谷橋」：一座兩邊可以吊起來的木橋，因為梵谷的多所描繪而名聞遐邇。第一眼看見它時，整個人呆住了！從來沒有見過如此寧靜，卻又充滿張力的風景：那橋的古樸厚重和舉向蒼穹的力度，對比小溪的溫柔輕盈和曠野的無限靜美，造成了一種既衝突又和諧的奇異視覺效果。我在橋邊高堤上或許梵谷曾經坐過的大理石塊上坐下來，畫起此行的第二幅畫。我專心地畫著描摹著，筆筆都是和景物的親切對話。在梵谷的作品中，素描的筆觸最能讓人感受到他對大自然的深情，也最感動我。的確，有評論家甚至認為梵谷本質上是個素描畫家，因為他的油畫筆觸基本上是素描的延伸。因為畫得太專心，到了兩小時後不得不停筆時，才驚覺天色早已昏暗，而手也已經凍僵了。
摸黑回到鎮上，找到了梵谷的〈夜間露天咖啡座〉（Café Terrace at Night）吃晚餐。當年十九歲的我，曾經把台大舊總圖書館（現在成了台大校史館）的屋頂掀掉，畫下〈在我頭上者，群星之天空〉（Der bestirnte Himmel über mir, 1969）的油畫 （標題來自德國哲學家康德的墓誌銘）。那幅畫不論在構圖或色調上，都是從梵谷這幅畫啟迪而來的。所以多年來對梵谷和這幅畫有一份私淑艾的特殊情懷。隆河（Le Rhone）谷地是法國的著名酒鄉之一。我邊飲著當地的紅酒，邊重讀余光中的《梵谷傳》。想到苦命的文生曾經三餐不繼，而自己卻在這裡大吃大喝，頓時心中充滿愧疚……
飯後走上隆河堤岸，尋訪梵谷所作〈隆河星夜〉的地點和景色。阿爾勒已近隆河出地中海口，大江南去，其聲隆隆，引起我思潮澎湃……沿著堤，一路走回了車站。周末班次不多，必須等一個小時搭最後列車回去亞維儂。於是在空蕩蕩的候車大廳裡，讀起余光中的另一篇大作來。讀著讀著，那整天哽在胸臆的一股難言的情緒，終於如決堤般爆發出來，竟放聲大哭，一發不可收拾……分不清是同情於文生的苦命與短命，還是感動於他熱愛生命、超凡入聖的淋漓元氣？
梵谷生前一文不名，「那樣窮的一位畫家卻留給全世界那樣富麗的一筆遺產」（光中先生語），舉世景仰。他獻身繪畫前後不過短短十年，但他在藝術史的地位已經遠遠超過他的當代，而與歷代大師並列。這是何以致之？一千三百多年前初唐時，王、楊、盧、駱文采顯赫。但是吏部侍郎裴行儉對他們的評價卻不太高。因為他認為「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就是說讀書人應該先擴充自己的心量，深化自己的使命，否則文章徒具文采，是缺乏格局、沒有感動力的。的確，後人所景仰的唐代詩文不外李、杜、韓、柳，而王、楊、盧、駱的格局果然相形見絀。裴行儉的這個「守則」，千百年來已經內化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圭臬。時至近代，李叔同、豐子愷師徒就是拳拳膺服這個主張的。梵谷之所以感動人，不在於他有生花妙筆，而在於他那民胞物與的胸懷！
其實何只文學、藝術如此，科學──尤其物理學──亦然。但是硬梆梆的科學怎麼扯得上「器識」呢？讓我們從愛因斯坦說起。愛因斯坦的科學成就當然震鑠古今，但他也是兼具哲學深度的思想家。他是頭一個強調──尤其是在科學昌明的廿世紀，真正科學思想體系的邁進並不是純靠事實的累積與歸納──雖然那是不可少的，而是人類心智的自由創造。重大的理論突破甚至於常常來自非邏輯的思想躍遷。他的「狹義相對論」與「廣義相對論」正是這個說法的最佳註腳。按照他的看法，那我們一般所信以為真的客觀真理，難道只是人類心靈的自由創造嗎？原子、核子、基本粒子，難道只是主觀的想像，而不是客觀的存在嗎？對於這一點，霍金（Stephen Hawking）在他最近的科普著作《大設計》（The Grand Design, 2010）中說明得很恰切。他說所有科學上的所謂真理，其實都是相對的。他提出「模附實在論」（model-dependent realism），以有別於古典哲學中的實在論。這是主張科學上的真理、或真實，是依附於它所根據的模型的。中世紀所深信的希臘天文學家托勒密（Ptolemy）的地球中心說，是個很好的例子。一千多年下來，原本若合符節的地心說，因為天文觀測的日漸精確，不得不逐漸加以修改，但越改越複雜。其實如果人們不介意地心說的日趨複雜、不斷加入特例，那麼哥白尼的日心說未必更真實，只是更簡單罷了。這樣看來，「簡單」（simplicity）可以說是人類選擇滿意的「相對真實」時的一個不言的「潛規則」。目前我們視為金科玉律的相對論與量子力學，難道有朝一日不會被取代嗎？
既然科學也像文藝一樣，是人類的心智創造，那麼一個科學家的成就也就同樣取決於他的「器識」。到底是追隨潮流做一些非關本質但是有一大堆細節（文藻）的研究、致力成為某個領域的專家呢，還是排開枝節，直接探索宇宙萬物的本質？當然，不是每一個執意探究本質的科學家都能成一家之言，就像不是每一個文人都能成為蘇東坡一樣，但這只是一個人的天賦才具使然。反之，如果一味追逐「文章辭藻」，那麼科學家的歷史定位是可以斷言的。愛因斯坦說過：「專家不過是訓練有素的狗」，這句話或許失之苛刻，但是他的另一句名言：「想像力比知識更重要」，就更具體地詮釋了在科學探索中，「器識」與「文藝」孰輕孰重。
其實何止無關乎器用的文藝、科學創造，現代所謂智慧財產無所不在，人類心智創造的應用，從手機到臉書，已經深入地球每一個村落。在網路革命的時代，誰不想有個新發明，能夠發家致富？但我們別忘了萬眾崇拜的賈伯斯（Steve Jobs），他最原始的動機是要使電腦的介面更符合人性、對使用者更為友善（user friendly）。另一位奇蹟的締造者，臉書（Facebook）的創辦人祖克伯（Mark Zuckerberg）則說得更具體：「我最初並不是為了成就一番事業而開始的；我當初最大的動機是想要改變世界」。立志「改變世界」而不是立志發財，這就是格局，就是所謂「士先器識，而後文藝」的現代註腳。
深夜從阿爾勒回到亞維儂，只覺得自己身心俱疲，像是剛生過一場大病似的虛脫。那感覺好像一個信徒經過長途跋涉，終於到達聖地之後，整個靈魂受到了洗禮而無比淨化了。一個偉大的心靈和作品，竟能在百餘年後震撼人心至此！「器識」先呢，還是「文藝」？ §§
流光易逝，從2007年回母校臺大任教，轉眼已經七年，該到按例輪休一年的時候。應該去哪裡換個環境進修充電呢？幾乎不假思索，就決定第一站到巴黎訪問幾個近年來有合作關係的學術機構：法蘭西學院（College de France）、巴黎迪德羅大學（Paris Diderot Universite）的宇宙學與粒子天文物理學中心（APC）及法國高等綜合理工大學（Ecole Polytechnique）。因為工作需要，多年來走遍了世界各個角落，包括南極。而巴黎雖然來過無數次，這次長住卻是一個全新的體驗。
我選擇了一個離著名的眾神殿（Pantheon, 居禮夫人的墓在此）只有一街之隔的公寓住下來。拉丁區（Quartier Latin，因中世紀歐洲大學均以拉丁文授課而得名）多數的馬路都是以著名的學者命名，例如我的公寓門前的小路就叫拉普拉斯街（Rue Laplace）。拉普拉斯是拿破崙時代的物理學家，曾經把他的天體力學巨著獻給拿破崙，引起兩人一段著名的對話。拿破崙問拉普拉斯：「你的天體力學理論中怎麼從來不提上帝？」拉普拉斯回答：「陛下，這個假設是不必要的。」小街的一頭是成立於1460年的聖芭柏學院（College Sainte Barbe），另一頭是高等綜合理工大學的舊址，它的正門上浮雕了5位該校歷來著名學者的側像，拉普拉斯就是其中之一。隔著眾神殿，在廣場的另一端，是我訪問的法蘭西學院，離我的公寓只有5分鐘之隔。其它不計其數的大學院校錯落在幾公里方圓的拉丁區內。這個大學區是巴黎的發源地，歷史悠久，人文薈萃。漫步在縱橫交錯、古老的青石路上，滿街是教授、學生（到了夏天，換成從世界各地蜂湧而來的觀光客，而學者們則紛紛「逃」出城去。)，到處是餐館酒肆，尤其是廣場東側背後的迪卡爾街（Rue Descartes），更是餐館林立，其中不少也充滿了歷史。例如維廉屋（La Maison de Verlaine）餐廳是十九世紀法國詩人保羅．維廉的故居；美國作家海明威曾經從1921到1925年住在它的樓上。當然除了菜香，還有書香。每條大街小巷總有古色古香的書店。賽茵河（La Seine）畔面對巴黎聖母院的莎士比亞書店（Shakespeare and Company），就是名作家常常聚集的場所。
數百年來這座巴黎城中之城曾經孕育出無數影響思潮、增進知識、豐富心靈的哲學家、科學家、文學家。迪卡爾、迪德羅、拉普拉斯、居禮夫人只是繁星中的幾顆罷了。重要的是，它的光輝不是過去式，而是現在進行式。譬如我訪問並合作的法蘭西學院威尼齊亞諾教授（Gabriele Veneziano），他是超弦理論（string theory）的創始者之一。他的隔壁是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柯恩－塔努齊（Claude Cohen-Tannoudji）。我訪問的另一個機構－巴黎宇宙學中心(APC)，它的講座是1992年發現宇宙微波背景非均向性的諾貝爾獎得主思慕（George Smoot）。雖然這個發現是他在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時所做出，但是他現在兼任巴黎迪德羅大學講座並長期待在巴黎。在這五光十色、城開不夜的花都裡，學者們竟能不為所動，致力學問，執世界之牛耳而不輟，這是怎麼做到的？
在我就讀臺大物理系的年代，正值陳之藩教授在報章發表多篇《劍河倒影》散文。文章裡如夢似幻的劍橋，它悠久光輝的學術歷史和群賢畢至所時時激發出的思想火花，曾經如此地激勵過我和同學們。我們徹夜暢談如何在羨慕之餘，把臺大打造成另一個劍橋。我們自發地組織起物理書報討論會，探討諸如量子力學的數學基礎等等議題、又在丘宏義老師指導下自製八吋望遠鏡，多麼意氣風發。在那涉世未深的年紀，哪裡知道一個世界學術重鎮的打造是何等的不容易！而後飄洋過海赴美留學，最終果然圓了自己的物理夢，在史丹佛大學直線加速器中心落地生根，才了解到如隱士般的劍橋並非學術殿堂唯一的模式，而巴黎的拉丁區似乎正是一個反例。順便提一件小小的趣事。這趟赴巴黎輪休，打算帶一本「劍河倒影」到巴黎重讀，於是到臺大校門口的書店購買。詢問台的小姐問我：陳之藩是哪幾個字？她從沒聽過有這麼一本書，在電腦上也遍尋不得（後來還是找到了）。時代的巨輪已經把臺灣的年輕世代帶上不同的方向和品味了嗎？
9月到了巴黎，就在眾神殿附近氣度恢宏又花草繁茂的盧森堡公園一口氣把它讀完了。幾十年前大學時代初讀時的美好回憶一一重現在腦海。但如今我已經不再是那位從未離開過台灣小島的青澀大學生了。雖然仍是個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但是已經有了許多的人生經驗及批判力，知道學術的追求並不能只靠那純純的愛。一個偉大的學術重鎮不但要有自由開闊的恢宏氣度、不斷探索新方向的精神，還必須有充裕的經費，把最有創造力的學者吸引來，多到超過學術思想激盪所不可少的「臨界質量」（critical mass），使原創的思想能得到源源不絕的正向反饋。那麼環境的氛圍又扮演什麼角色呢？劍橋大學如中世紀隱士般的田園風格，對它走在學術重鎮的路上，有多大的重要性？而花花世界的都會生活，又對巴黎大學的學術風格產生多大的影響？倘佯在賽茵左岸，不免讓我想到臺灣大學。像拉丁區一樣，臺大也落座在大都會。它的四週也有許多大學，可說是臺北市的拉丁區。它的附近也有一條河：淡水河。臺北沒有世界之都巴黎的格局，臺大也沒有劍橋、巴黎大學七、八百年的學術傳統。然而大安區到底也是人才薈萃，可說是拉丁區的具體而微，而臺大年紀雖輕，也已經有近百年的歷史。想要後來居上，就必須堅持學術風氣自由開放，行政措施大膽創新。美國史丹佛大學就是一個後來居上的好榜樣，在短短一百多年裡，超越眾多歐美老牌大學，成為世界數一數二的學術重鎮。我曾經親身參與史丹佛大學為成立宇宙學中心所做的募款工作，體驗到它把大學以最專業化的企業方式來管理，以爭取最大的私人捐贈為手段，以網羅最傑出的學者、提供教授學生們最好的研究環境與資源為目標，而行政卻又絕不干涉學術自由的種種高效率的運作。的確，近年來臺大也積極募款，推動新興學術領域。2007年成立的「梁次震宇宙學與粒子天文物理學中心」就是一個可喜的開端。如果政策繼續鬆綁，經費繼續充裕，這淡水左岸的臺大，可不可能有朝一日超越賽茵左岸拉丁區的巴黎諸大學？
出了拉普拉斯街，左轉沿著聖芭柏學院上行幾步，就到了眾神殿廣場。廣場北側，左邊是巴黎的守護神聖日尼維（St. Genevieve）教堂，右邊是日尼維圖書館。每天我經過聖芭柏學院和圖書館，總是看到年輕人冒著深秋的風寒排著長龍、沿著路邊耐心等待，連週末也如此。我心想，是不是這裡面有類似韓流藝團來表演，他們來排隊買票或等候進場？可是怎麼會天天如此，不分早晚呢？終於有一天我忍不住停下來，問一位正在排隊的年輕人。他解釋，這是大家排隊等待進入圖書館讀書。因為一大早裡面的座位就已經滿了，所以館員只能等有人離開，才放人進去。當下我呆住了。我的那些學者同行能不為窗外的花花世界所動，我能理解。到底他們經過重重篩選，心志已定。只要研究經費充裕、聚集夠多的一流頭腦，你把他們放到田園山林也好，都會市井也好，他們都能專心一志地探索真理。年輕學生則不必然。他們入世未深、志向未定，外界的誘惑就相對的大。從這個角度看，大學的環境還是十分重要，而不是純靠經費可以取代的。田園式的劍橋固然可以使學子心無二用，但孤寂的氛圍是否也太缺乏生活上的變化？反之，都會式的巴黎固然會對學子產生五光十色的引誘，但是那些冒寒排隊的學生們怎麼如此淡定？對於這個「巴黎現象」，我困惑不解。要打造一座世界頂尖大學，是「田園」好呢，還是「都會」？ §§ 回頁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