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年12月16日──閱讀廖玉蕙
廖玉蕙教授是語文與創作的學者，然其著作不只關切語文與創作，舉凡教育、文學、生命體悟都有獨到見解，本週特選其數篇文章，希望你喜歡。
1.廖玉蕙：流轉的人生 聯合報2013.01.04
2.廖玉蕙：老師的臨別贈言 聯合報 2012.10.01
3.廖玉蕙：我可以再道歉一次嗎？ 2009/07/08 聯合報
4.廖玉蕙：為何不能穿拖鞋上學？ 2011/06/19 聯合報
5.廖玉蕙：期待參加一場準時的婚禮 聯合報2012.11.13
6.廖玉蕙：請鼓勵學生寫些真話吧！ 聯合報 2011/04/19
7.廖玉蕙：掌握語言的「眉角」 2010/01/02 聯合報
8.廖玉蕙：當女人太能幹時 聯合報2012.08.09
1.廖玉蕙：流轉的人生 聯合報2013.01.04
學生來了又走，走了又來，不知不覺間，教書竟達卅餘年。歲月的流轉中，我從年輕人身上看到時代劇烈的變化。
卅多年前剛教書時，學生殷勤為老師倒茶、擦黑板；老師致謝時，學生一貫說：「老師不必客氣，應該的。」如果不知是何人倒的茶水，還得仰賴別的學生指認，當事人甚至不好意思承認。接續下來，情況稍稍有了變化，同學會為倒水的學生爭取權益：「老師！幫他加分啦！」幾年過去，情況丕變，當我詢問是誰幫忙時，許多學生爭相舉手，群起嬉鬧著說：「是我！是我！老師加分。」印象深刻的是，有回同學下課後幫忙收拾麥克風，當我向他致謝時，他半開玩笑地答：「老師不用客氣，我是五號。」
再過幾年，茶水沒了，黑板上布滿了前一堂課老師留下的字跡，沒有學生為老師代勞了。這些年，教學開始數位化，學生常袖手旁觀那些為搞不定電腦而滿頭大汗的資深老師孤軍奮戰，也常讓人思之悵然。
師生關係由威權而至平等對待，本是件值得稱道的好事，但受儒家「尊親師」濡染的上一代不免要不習慣了。茶水理應自己倒，黑板由老師自寫自擦也還能負荷；但老師若評學生低分，學生也立刻在評鑑表單上還以顏色，原始立意也許不錯，但偶有諂笑柔色應酬的老師得利，嚴格規範者反倒蒙冤，失了評鑑的公平事小，打擊了用心的老師則不能無憾。
師生關係如此，親子互動亦如是。
前陣子，應邀評審行動創作獎的簡訊組徵文，有重大發現。由家書組來稿看出，家庭倫理大翻轉，威權體制隨時代解嚴被徹底顛覆。請看：「媽，是出櫃，不是上櫃！」「媽，又是哪個專家教的？好好的母子不當，要和我當朋友？」「媽：不要再打來了，妳不是一直想抱孫子嗎？」這些兒女發出的簡訊無一不是扮演指導角色，姿態咄咄逼人、聲音自信飽滿。
反觀父母發出的簡訊：「兒子：爸送便當來了！你讀幾年幾班？」「兒子，至少詐騙集團要錢前會先聊一下天。」「女兒，本月信用卡帳單已收到。刺激歐洲經濟非汝一己之力可及，宜審慎量力而為。」「兒子：既然上網吃到飽，晚餐我就不煮了！」由胡塗而無奈而婉轉道德勸說，最後甚至只能自求多福，一路節節敗退、囁嚅自縮，看了不由讓人發噱。
往好處想，威權徹底解體，父母不再扮演山一樣高的萬能角色，反倒從壓力沉重的「無所不能」退回正常人類的「有所不能」，如果因此讓兒女得以早日獨立，未嘗不也是台灣長期以來沉重家庭互動的另類解放。
資訊發達縮小世界的距離，愛爾蘭小鎮的火車出軌，不到幾分鐘之內就可以在台灣的電視上接收到訊息。各項資訊排山倒海而至，要求民主的聲音高亢，自主意識抬頭，價值觀丕變、應對進退都已非昔日可比。消費刺激生產挑戰保守的勤儉持家；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和不像樣的大人諷刺對照；小孩「有耳無嘴」的訓斥和個人思想體系建立的教育理念扞格；昔日學校的熱門科系的緩進變化跟社會供需的關聯，……流轉的人生，無論價值觀、人際對待、人生觀……事事都不再一成不變，日日都更添新意。作為師長或父母的我們，如何調整身段，將執拗的固守傳統或自棄的隨波逐流，心平氣和地轉為因勢利導，以成功跟世界接軌，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呵！（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系教授）§§
當老師本來就不是件容易的事，要當個讓人懷念的好老師就更難了！每當教師節，我總忍不住想起我學生生涯中遇到的良師並反躬自省是否還算得上是個及格的老師。
我相信每個人的一生中，總會遇到幾位讓他難忘的老師。有人難忘老師的鼓舞讓他奮進；有的難忘老師的提攜讓他少受挫折；有的常常想起老師的博學多聞，有的感謝老師在他遭逢困境時的溫婉慰藉；但不容否認的，也有些人忘不掉某些時刻受到老師言語或行為的傷害。
大學和研究所時，我很幸運的受教於許多國學大師，譬如：臺靜農、王夢鷗、屈翼鵬（萬里）、鄭因百（騫）、張清徽（敬）、潘重規、盧元駿……等教授，每一位的名號都響叮噹的。說實話，這幾位教授在課堂上並非人人都能言善道，有些甚至還拙於言辭，但他們各自以不同的風範引領：臺老師的豁達大度；王老師的深厚學養；屈老師的好學深思；鄭老師的慈藹慎微；張老師的犀利論辯；潘老師的勇於質疑……，我都分別從他們身上得到各式的啟發。
大三、大四時，東吳中文系的徐主任延聘了當時頗富盛名的曲學大師盧元駿先生來教授我們「詞選」及「曲選」課程。盧先生真是教書高手，上課不帶課本，所有的學問似乎全記在腦袋裡。上課時，無論短製或長篇曲文，一逕朗朗上口。他除旁徵博引將詞曲的意境，解說得淋漓盡致外，還邊說邊繪畫，讓年輕的我們看得是目瞪口呆、佩服得五體投地。
難忘畢業前的最後一堂課，盧老師語重心長的叮嚀我們：
「各位將來不管從事什麼工作，大家一聽說你是中文系畢業的，一定會交給你一些和中文相關的工作，譬如寫訃文、輓聯、行傳、公文、書信，甚至講稿等等；也許你在學校不一定都學過，但你不要怕，都把它接下來，當作是一種考驗，慢慢再從中去學習。不會的，找書幫忙；再不行，老師永遠在這兒做你們的後盾，你們隨時可以來找我！」
然後，他在黑板上鄭重寫下他家的電話號碼。在那一個蟬聲高唱的夏日，同學們即將步出校園，心中無不充滿了猶疑惶惑；聽了老師這一番話，像是吃了一顆定心丸，儘管前途依舊未卜，卻覺得心頭篤定，幾乎已經可以隨時正面迎接挑戰了。
其後，我走入社會，果不其然，舉凡和中文直接或間接相關聯的活兒，不論學過與否，常常被過度期待並賦予重任。而我總牢牢記住老師的叮嚀，非但不推諉，甚且進而欣然接受。在慢慢琢磨的過程中，果然學得了許多課堂裡未曾學到的新本事；而賴以維繫這種信心的根本，就是老師那番懇摯的臨別贈言。我不停的告訴自己，再不濟事，我還可以去向老師尋求援助，雖然，實際上，我一回也沒去找過他。
後來，我自己也當了老師。我也學盧老師，誠懇的向即將畢業的學生做出承諾—永遠做他們的後援，也將手機號碼鄭重的留給學生，希望學生當中或者也有如我一般，走在荊棘滿地的人生行道時，能因這般不吝惜的支持而覺得勇氣百倍。
教師節時，我照往例以盧老師留下的教誨自勉，並取以和全國的老師相互切磋，祝大家快樂。 §§
3.廖玉蕙：我可以再道歉一次嗎？ 2009/07/08 聯合報
王鼎鈞先生《靈感》一書裡有一則很有意思的故事：一位作家教文盲的太太認字，他把所有要教的字都製成名條貼在具體的事物上，以利太太溫習。「電燈」黏在電燈上，「桌子」擺在桌上……教啊教的，教到了「愛」這個字。「愛」字沒處貼，只好抱住太太親嘴。兩人親熱了一陣子，太太總算把這個字記住了。她說：「認識了這麼多字，數這個字最麻煩。」
人生 是一個長長的尋愛過程
看完後，我禁不住撫掌大笑！「愛」這個字果然是最麻煩！說穿了，人生就是一個長長的尋愛歷程。人活在世上，除了圖溫飽外，最重要的修行，不就是讓自己變得更可愛或想辦法找到人生途程中的最愛嗎！我們的苦惱，大多因愛而生，快樂與否，也多半因愛而來。那麼，怎樣適切地表達愛正是最艱難的命題。有人不知道應該怎樣愛自己；有人不曉得如何愛別人；有人的愛像利劍傷人卻不自知；有人的愛像大石壓頂，讓人透不過氣來。
目前，教育部大力推行品德運動，我以為推動品德教育之始也在「愛」字———適時表達適度的愛。中庸上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孝親堪稱愛的行為中最基本、最自然的表現，而孩子是父母教出來的，孩子是不是孝順跟父母的教養絕脫不了關係。
多年前，大度路上曾經飆車族橫行。我從電視螢幕上看到記者追問一位推著摩托車正準備加入戰局的尬車少年：「車速如此之快，你們難道不怕死嗎？」那位男孩毫不遲疑地回說：「我們老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那張倔強的臉，如今想來猶然印象深刻。是怎樣的父母讓孩子將生死置之度外！他們曾經讓孩子知道他們對他的愛嗎？孩子知道若發生變故，父母會如何痛不欲生嗎？還是，父母負氣的言語諸如「最好死在外面不要回來啦！」「你敢出去，就再也不要回來！」讓孩子誤以為父母根本不在乎他們的死活？台灣的父母往往怯於表達愛，相反的，卻非常勇於傳達心裡的不滿。
威權舊習猶在的大人，示愛和道歉的話往往止於舌尖，「愛」這個字，對父母來說，的確如王鼎鈞先生故事中所說：「最麻煩了」。
說愛 要勇於表達莫止於舌尖
女兒猶然稚齡時，我不記得為了何事對她生氣，女兒向我道歉過後回房，約莫十五分鐘過後，她怯怯地敲開我的房門，低聲朝我說：
「我可以再道歉一次嗎？」
昏黃燈光下，是一張俛首垂睫的臉。剎那間，我眼紅哽咽，彎身攬過她幼小的身軀，回說：「當然可以！我好愛你。」從那之後，這句「我可以再道歉一次嗎？」隨時在我耳畔迴響：當我為人女、為人母，不能盡如母親或子女之意時，我想到這句話；當我為人妻，和丈夫臉紅脖子粗時，我也想到這句話；當我為人師，說錯了話或冤枉了學生時，我更想到這句話…
這句話不時提醒我，那個黃昏乍然聽聞它時內心的激動、溫暖，就算鐵石心腸恐怕也要化成繞指柔吧！
「我可以再道歉一次嗎？」這是我跟孩子學到的最動人的一句話。
4.廖玉蕙：為何不能穿拖鞋上學？ 2011/06/19 聯合報
逢甲大學嚴禁同學穿拖鞋上課，不論穿的是漂亮有型的拖鞋，還是得要一步一腳印，小心慢慢走的「木屐拖鞋」都在禁止之列，教官還四下搜索登記，不守規定達三次者，必須參與「國民禮儀課」講習。而講習的內容，看來相當陳舊，期待藉此移風易俗，我以為恐怕是緣木求魚。
我非專家，對鞋子的發展史沒有研究，但是，鞋子應該長什麼樣子才算合乎禮數恐怕是每個時代、每個國家的標準都不同的。直到如今，或許還有不穿鞋的地方存在；用腳的包覆程度來決定人們出現在公共場所是否合乎禮節，我以為是沒什麼道理的事。拖鞋與涼鞋之分，據說繫乎腳後跟的一「帶」之分，因為多了這一條帶子，人們就因此被認定比較高級一些、有禮一些，這不是很荒謬嗎？
我們是不是該回歸穿鞋的目的來思索，為什麼我們得穿鞋子？最原始的意義應該是「護腳」吧！不想被荊棘刺傷；不想被粗礪的石頭割傷；不想被曬得熾熱的道路燙傷；到後來逐漸演進到美的需求，甚至因為愛美而有高跟鞋的發明。
盛行裹小腳的年代，人們對沒有裹腳的女人嗤之以鼻；如今回頭看，應該沒有人會否認裹腳的不人道！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許再過幾年，現在被視為「有禮」的皮鞋（或高跟鞋），也會因為違反自然而被揚棄。穿拖鞋，既保護足部不必直接接觸地面，又通風涼爽、不易孳生細菌，本應是最理想的鞋子，卻長期被歧視為不禮貌的穿著而不得平反。追根究柢，可能是因為被鞋子所包覆而萌生的氣味降低了腳的尊榮。如此說來，腳是被包覆過度的鞋子所連累才變得上不了檯面的，如今，我們卻反過來責怪露出的腳趾頭不禮貌，不但拖鞋無辜，腳丫子想必也很無奈吧！何況，現代人穿鞋講究美觀，常不顧健康，造成香港腳、皮膚病、平足、拇指外翻、腳後跟疼痛等疾病逐年攀升。除少數腳病是先天畸形外，大部分都是因鞋子所引起，若又究責，不透氣加上日益增高的鞋跟，恐怕要比拖鞋或涼鞋該負的責任都要多些。
溫室效應使得全球氣溫不斷攀升，政府為大力推動節能減碳，通令官員們脫下西裝或外套，代之以更簡單的穿著，鞋子又何嘗不能共襄盛舉！與其規定穿著密不通風的球鞋或皮鞋上學，不如換個角度去規範不得以「噁心惡臭」影響他人來得實際些。因為穿拖鞋是個人的行為，其實也是最接近自然的選擇，只要不影響到別人，何罪惡之有！
一般說來，禮俗隨時代環境做修正，是很正常的。我們譴責露鳥俠，是因為那樣的行為會引起別人的驚嚇、無措甚至害怕，影響他人的身心；懲罰露出腳跟或腳趾者到底是為了哪樁？有人說是看起來懶散？懶散豈會只繫乎一雙拖鞋上？是唯恐引發戀足癖？若是如此，那《紅樓夢》裡，寶玉看到寶釵露出一段凝脂雪藕般的玉臂，也不免想入非非，難道我們就該全面勒令穿長袖、帶手套？若說缺乏美感，那就未免太小看如今的鞋商了！
蘇東坡定風坡詞中：「竹杖芒鞋輕勝馬」的芒鞋，以今日的標準來看，或許也不比拖鞋正式，卻讓人感受沒有壓力的輕鬆。何況，大學教授穿拖鞋、短褲上課者也所在多有，又怎能獨責學生！這麼熱的天氣，清涼的打扮已蔚為潮流；說實話，與其目光灼灼注視學生的腳丫子，還是多關心他們的腦袋有沒有被啟發吧！
5.廖玉蕙：期待參加一場準時的婚禮 聯合報2012.11.13
前些天，去參加一場婚禮，惹了一肚子氣回來。喜帖上明載著：「六點卅分觀禮，七點入席」，卻似乎沒人當真。致詞者好像參加演講比賽，誰也不甘落後地講得落落長；而賓客也似默契十足的姍姍來遲，喜宴於是拖到八點半過後才開席，沒上幾道菜，我便意興闌珊地提前走人。回來後，跟朋友抱怨，朋友卻說我大驚小怪，婚禮無法準時已成為台灣民間文化的常態，會準時才怪！
婚禮遲遲不能開場，我自然領教過無數，甚至對這樣的文化，曾做過長期觀察。少數固然是因為缺乏經驗所導致，譬如：忘了攜帶婚戒、圖章，使得婚禮無法順暢進行。大多時候是家長總希望能請到有頭有臉的高官、政要或民代前來證婚，以示交遊廣闊或家世不凡。偏偏這些炙手可熱的貴賓有的拿喬，有的遊走於眾家婚宴場合，趕場者眾，交情淺的，自然得鵠候較多時間；若非如此，則多半是應邀致詞的長官習於長篇訓話或退休賓客因許久不曾逮到說話機會而趁機霸占講台、大談老掉牙的婚姻箴言！
幾次下來，許多準時赴會的朋友覺得被耽擱了，因此學乖，乾脆在下回的婚宴上遲到，免得像傻瓜般乾坐。而因為賓客未能準時，又造成另一種的延遲原因—客人沒來齊，如何能開席？如此主客兩相耽誤、互為因果，期待婚宴準時進行，自然就愈來愈沒有指望！
婚禮是何等莊嚴的盛事！將各路人馬集合共襄盛舉並接受祝福！卻讓滿堂賀客枯坐、嗑瓜子，讓一屋子的小朋友無聊地滿場奔跑嬉鬧，讓因飢餓而血糖下降的老先生呆若木雞，讓放下繁忙工作前來致賀的朋友心焦如焚、頻頻看表…如此這般的婚宴習俗習焉不察，彷彿並未引起大眾反省，只能說台灣人的忍耐功夫真是了得。
很奇特的是，喪禮倒多半是準時的。喪禮之所以能夠較為準時，其原因也許是受限於殯儀館廳堂的租賃時間，也或者跟典禮後續還有許多必須講究時辰的禮俗有關。婚禮則不然，由出席的賓客身分看來，當事人新郎、新娘的朋友通常僅是少數，因雙方父母關係而蒞臨的可能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更近似雙方家長的同學會或懇親會。反正老人時間多，藉機聯誼，誰曰不宜！導致常常本末倒置，根本不知恭賀的是朋友的女兒或兒子；回家後，反芻的是當天的菜色，研究的是哪個老朋友缺席，感嘆的是生死無常。
除了遲到的狀況嚴重外，台灣婚禮的陋習還真不少。一是新娘通常得濃妝豔抹如演戲的明星，搞得面目全非，濃妝程度以讓爹娘都不認得親生骨肉為標準。二是幾乎所有新娘都得在筵席間頻頻起身更衣，和模特兒走秀如出一轍，我一直想不透此舉意義何在？三是近年來，還發展出一種新的行業—婚禮司儀，有專人用插科打諢的方式營造熱鬧氛圍，出席幾場下來，發現手法複製就算了，千篇一律的裝熟語氣才真教人不敢恭維。
真希望能發展出這樣的婚禮—婚宴如時舉行，簡單溫暖；不請下語不能自休或胡亂開黃腔的來賓致詞；紅帖子不亂撒，邀請參與的賓客至少得是看著新娘或新郎長大的長輩或朋友；不用計較禮金、只要帶來誠心的祝福；新娘新郎只需薄施脂粉，恢復本色；新娘穿著只要從一而終，毋須換上換下，免去無限麻煩。
台灣已然進入開發國家，研發出更文明的婚宴儀式以因應時代需求勢所必然，我期待這樣一場溫馨動人的婚禮。
6.廖玉蕙：請鼓勵學生寫些真話吧！ 聯合報 2011/04/19
我常在跟學生演講時鼓勵他們在作文中勇敢寫出心裡的話，告訴她們在謊言連篇的作文中，寫真話是最為動人的。
幾乎毫無例外的，在最後的互動提問中，總會有學生不放心的舉手：「如果真把心裡的話說出來，我們擔心會不會因為不符合評審的標準答案而被打低分成績，因為大人總希望我們寫一些努力上進的文章，譬如：效法古人犧牲奮鬥的精神、學會忍辱負重等，如果我們對這些制式教條有不同的意見，真的很害怕在考試中陣亡。您確定講真話是可行的嗎？」
我總是再三跟他們保證如今的老師已有不同於昔日的新觀念；何況，學測作文需經兩位老師評閱，如果兩位老師的評分差距超過兩級分，就會被挑出來，由第三位複閱，應該可以做到盡量公平。然則，嘴上雖如此安慰，心裡卻也不免一驚。
小學時，我正熱中看歌仔戲，瘋狂癡戀戲台上的小生，在〈我的志願〉裡寫上：「立志當歌仔戲演員」，結果被老師痛斥「不登大雅之堂，重寫！」當我將志願改成「科學家」後，老師欣然批上：「文情並茂」，並將它張貼布告欄裡作為範本，根本無視於我對數學毫無興趣的事實。幾十年後，女兒在小二「躲在被窩裡看書很溫暖，我喜歡在被窩裡看書。」的是非題中打了○，卻被大筆一槓，扣掉五分時，她偏著頭納悶著：「被窩裡真的很溫暖，我真的很喜歡躲在被窩裡看書啊，這題為什麼錯呢？」喜歡與否，何對錯之有？我只能聳肩攤手，不知如何跟她解釋。
十幾年前，我寫過一篇題為〈我從小喜歡種樹〉的文章，指出聯考作文言不由衷的複製概念之荒謬，有位正在明星高中就讀的學生來信，說同學在題目為〈遠方〉的段考作文中，有人懷念遙遠海角的友人；有人悲祭遠方庫德族的殺戮；有人憑弔過往的古人，老師卻跟她們曉以大義：「只有將遠方當作目標來寫的，才算切合主題，其他的都算偏離旨意」。
當她在「道謝與道歉」的文章裡，寫下中國人在這兩方面通常的表現與心態時，老師的評語是：「在考試作文時，不宜多層次的思考模式。」然後，具體指導她最好能將道謝與道歉闡述到對人的謙遜、助人為善的方向：「最保險的，就是行文四段，第一段寫……，第二、三段分別寫……，第四段……，聯考的時候，教授才不會覺得你的文章雜亂。」受挫的學生在講桌邊掩面嗚咽，質疑：「究竟是什麼樣的教育，讓我們對自己發出的聲音感到陌生且不確定？」我則在打開的信紙上滴下感傷的眼淚，嘆息：「到底什麼時候這些急於捏塑的統一心態才能絕跡！」
幸而這位學生，還是堅持說真話，最終考上了她理想中的政大新聞系，我則大大鬆了一口氣，一方面總算證明了說真話也能得高分；一方面慶幸最須講真話的行業裡多了一位有真見識的人才投入。
然而，是不是我們的學校裡仍然充斥著類似的心態保守、態度權威的老師？而審閱委員中，是不是真如我安慰學生的：都能去除制式的道德教訓，不拿它當唯一的準則，而能參酌是否言之成理，讓學生在動腦構思之時有較大的空間，像辯論比賽一樣，只要能以理服人，容許正反兩面甚至多元思考，不受太多侷限？
在謊言充斥的年代，我們強烈呼籲：不要將作文變成謊言競技場，請鼓勵學生寫些真話吧！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系教授）§§
7.廖玉蕙：掌握語言的「眉角」 2010/01/02 聯合報
生活當中，經常發生雞同鴨講的狀況：孩子覺得父母難以溝通；老師驚詫學生缺乏家教；老人家感嘆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當我們用著非常家常的語彙和人溝通時，有時竟會產生詞不達意的無力感，所以，有很多人因而養成讓人十分厭惡的口頭禪，在每句話之後，外加：「你懂我的意思嗎？」
前陣子，讀蔣勳《孤獨六講》，對其中的一段話，深表贊同。他說：「當我們用超出對話的角度去觀察語言，語言就會變成最驚人的人類行為學，遠比任何動物複雜，這裡還牽涉到很多人際關係。」
蔣勳想要表達的和我閱讀後的體會，也許根本南轅北轍，但我直覺這話便是我們之所以要強調語文教育的核心重點所在。文字絕不止於白紙黑字上的局限意義，字典可以幫我們查出字意，卻沒辦法讓我們洞悉由文字串成的一句、或一段話的多元及深層底蘊；往往必須透過老師的解說、同學的反覆討論及自己的深心體會，才能逐漸識透其豐富的意涵。這些學習過程，可以幫助我們在溝通時能逐漸了然看似簡單語言背後的複雜層次。
有時使用素樸簡淨的語言，表達相似的意思，卻見彼此臉紅脖子粗甚至氣急敗壞！黃春明的〈魚〉裡相互疼惜的祖孫二人為了一條掉落的魚憤而追打、對喊就是其中的典型。它間接說明了語言的歧義與細膩解讀的重要。譬如：同樣一句帶著驚嘆號的「死相！」是撒嬌，也可能是嗔怒，如果沒有注意發聲者的肢體語言，可能就會因錯解而要被控騷擾或被嫌不解風情。
舉個較有趣的例子：孫子問遠道而來的阿嬤：「天氣滿熱，要不要開個冷氣？」阿嬤可能並不以「要」或「不要」應答，而是說：「無要緊。」那麼，面對「無要緊。」的回答，孫子到底該不該開冷氣？我曾以此請教年輕一代的學生，大部分都說：「不要開啦！如果怕熱，她就會直接說啦。」這樣的答案顯然奠基在年輕世代直言無諱的習性上，但老一輩人的語言延展性可能出乎年輕人意料之外的枝蔓。「無要緊」三個字裡也許潛藏「沒關係！天氣雖熱，我還能忍耐。」的深層心意。如果不忍讓阿嬤忍耐炎熱，就應該開個冷氣，讓阿嬤舒適些。這是因為了解阿嬤節省成性，捨不得讓兒女開冷氣、浪費電。
但是，這樣的詮釋就全然無誤嗎？有無另一種可能 —阿嬤怕吹冷氣，但是揣摩孫子怕熱、想開冷氣的心情，不好意思殺風景，因為體貼，她情願忍耐的是畏寒的痛苦。這兩種答案到底何者才是正確，便考驗著孫子對阿嬤身體、個性或思考的理解程度，是一個測試默契的命題，也是考察孝心的尺規。對一句話的解讀可以看出你與阿嬤有多親？你真的認識你的阿嬤嗎？
所以，語言的延展性極強，解讀空間大、極多元，與它連結的變數無法勝數！因此，所謂的「準確度」跟觀察、關心、體貼關係甚密，有時反倒和一般所說的「知識」關聯較少。閱讀與寫作的練習有一大部分就是讓學生學會掌握這些「眉角」，看出或聽出所謂的「弦外之音」，它教我們認識牽涉到各項人際關係的「最驚人的人類行為學」。 §§
常有機會去參與公家機關的評選案件，無論是文建會、教育部或各地文化局，總會發現擔任評選或評審委員者，男女比例都相當懸殊。大部分的時間，我都獨自側身在男人間。難道是台灣男人真的都比女人強？值得玩味的是，前來為投標廠商做簡報的，卻總是女多於男。這是不是印證了女性口齒較為清晰、親和力較強，遊說時，較具說服力的事實？
印象很深刻的是：一回，來投標的四家廠商，分別由兩男、兩女做簡報。第一家廠商報告時，電腦打不開ＰＰＴ簡報檔，那位女性報告人只好放棄仰賴ＰＰＴ，轉由直接口述。雖然聲音清脆，只是經過剛才一折騰，有些緊張，在座的男性教授都表現了高度的同情，頻頻安慰她不用掛懷。第二、第三家簡報人都是男士，一位準備的簡報太簡單、粗糙，一位預算編列太浮濫，講述時有如念稿，根本是敷衍了事。
第四位是約莫四十餘歲的女性主管，一上場，就氣勢不同。她聲音低沉卻充滿力道！口條絕佳，非但條理井然，且信心十足。對委員的提問，若有正確答案，則侃侃陳述；若無確然的想法，也能虛心受教，態度從容，對答扼要。
可是，當簡報結束，我滿心佩服的對鄰座的Ａ委員說：「這位口才真好！報告得很有條理，看來很有信心。」Ａ委員的回答是：「厲害角色！一定嫁不出去。」我再接再厲說：「確實是很能幹的樣子，講話很能掌握重點。」對面的Ｂ委員接口：「當她的下屬一定很可憐。」我賈其餘勇說：「很從容，知道如何技巧性的回答。」Ｃ委員接口：「很會唬爛，只有像妳這種有信心的女人才會稱讚她。」Ａ委員火上加油：「這種女人到哪裡標案，一定都用同樣的一套。」我說的Ａ、Ｂ、Ｃ委員都是男性教授。
結果這位被稱為「巧言令色」的女子取得了標案，她的投標企畫書的豐富度明顯高出其他三位，她的報告也比別人清楚明晰。評審幾乎都不得不投票給她，可是，在三位男教授的口中卻沒獲得半句好評，雖然分明是個冰雪聰明的女子。由此可見，台灣基本上還處於封建的牢籠中，在團體中，傑出的男性老被由衷稱許為「好厲害」、「有魄力」，當女人太能幹時，卻常常被賦予負面的「太厲害」、「狠角色」的惡名，看來男人樂於同情弱女子，卻受不了女強人。
前些天，我從伊媚兒裡接獲學校新聘校長的電郵，郵件主旨寫著：「本校遴選張新仁女士擔任校長一案，獲教育部同意聘任。」乍看之下，不免驚訝，遴選的既然是校長，自然應以職稱「教授」稱呼，何以在如此重要的通知上捨正式職稱而逕稱新校長為「女士」，簡直匪夷所思。打開公文一看，原來教育部的公文就是這樣寫的：「貴校遴選張新仁女士擔任新任校長一案，同意聘任。」以我多年跟教育部打交道的經驗，我有相當合理的懷疑：如果今天當選校長的是男教授，可能就會得到較為尊敬的正式職稱。
多年前，一位記者在採訪某位女性教授時，稱呼她「女士」，她即刻加以訂正：「請稱呼我教授或博士，我也跟男教授一樣經過重重關卡才取得博士和教授資格。」當時，此舉在文壇曾引發諸多議論；事隔多年的今天，在知識分子的圈子裡，男女待遇猶然有著如此巨大的落差，就別提一般的老百姓了。如此說來，台灣的兩性平權，在某些方面確實仍停滯不前，還有很遙遠的路程要走。
（作者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