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豪神」、「豪哥」、「豪小子」或「豪」（某報標題：「豪謙虛：都靠隊友幫我解困」），這些台灣媒體對林書豪創造出來的新暱稱，都反映著社會中某種「團結召喚」的需要。

我們不會隨便給人綽號，暱稱的背後，總是假設著某一種「親密」的關係，是這種親密，構成了將「報導者」、「林書豪」、「讀者」綑綁在一起的紐帶，尼克隊的勝負開始和我們每天的生活攸息相關，正如過去的王建民一度在台灣建構了共同的「投一休四」作息頻率一樣；是這樣的親密，讓林書豪的卓越表現，連帶地提升了紐帶上「我們」的價值，身為「哥兒們」的我們，這下一起跟著揚眉吐氣。

然而，這種「親密」的本質是什麼？它的作用是放諸四海社會皆準，還是台灣獨有？

挪用社會學的透鏡，很容易就看得出，這類「親密」的運作基礎就是國族主義，國族主義相信：在邈遠的過去，「我們」來自同一個神聖的血緣，之後雖然開枝散葉，但我們說的語言和使用的文化，仍帶領著眾人指向昔日共同的起源：我們命名「建仔」（而不是「小建子」之類），就是隱含著台灣福佬國族主義的召喚，而「建仔」所昂揚的我群意識，也提供了某種力量，幫助我群對抗、奮鬥、拚搏著外部威脅；在彼時，這威脅就是中共所創造出來的「台灣孤立位置」，它既是一種國際政治冷峻的現實處境，也是一種真實的心靈孤寂感受，台灣是一個外貿依存國家，面對外國生意夥伴而永遠說不分明的「國家身分」，始終是一種無言的羞辱。

正因我們處處不被看見，因而那「卓越之可見」（王建民兩次奪下最多勝投手、「Linsanity」登上《Time》封面、曾雅妮拿下大滿貫冠軍）就變成了一種「形而上的復仇」，蘊含著獨特的集體亢奮與激動──「這下你被迫要承認我了吧！」但也因如此，我們對運動比賽的勝負，往往也就在乎到以犧牲了球賽的細節和廣袤文化共振（這些卻都是ＭＬＢ和ＮＢＡ的老外所在乎的）為代價，這就是為何台灣記者常常問出「外行」的問題或衝撞美國職業運動的報導作業分際，因為這樣的「粗魯」與「不文」，來自我們對「運動」有著特殊──因而更優先的需求。

廿世紀以後，「國族主義」一般被看成是負面的事物，因為它在近代史上的崛起，總伴隨著「排除異己」的監禁與殺戮；它遙遙指向某個神聖過往的假設，也早被認定是個「發明」而非「事實」，「國族」也者，更像是偶然和隨機的產物，然而，「台灣」的際遇不也是一種偶然的真實，除了那種粗魯的國族主義，還有哪種東西可滋潤我們苦澀的「無國家身分」？

但我們看球的球迷也要有自覺，所有的運動都有「身體」、「自我」和「文化」的迷人對話，運動鼓舞的是對所有動人競技的普同理解，林書豪在面對那些種族主義者的咆哮時，他應該有清楚的自信：這地球上有一塊島嶼的人民是無條件作為他的倚靠的，哪怕他沒有在那片土地上生活得太久；因而他也不會忘記在競技中享受比賽，只有如此，他才能持續地卓越，在國族主義中超越國族主義。